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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既可以说是“大而全”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小而美”的时代，网络延展甚至重构了产业活动的空间。
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虽然该意见尚未正式对外公开，但截至目前的公开报道显示，该意见延续了新一届政府一贯的执政理念，将“互联网+”这一“新经济”范畴作为促进就业的新引擎。
就业目标优先于增长目标
自从1984年中国开始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历了若干个经济周期。概括来看主要有：
第一个周期，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1988年价格“闯关”，通货膨胀的高潮，到1989年“治理整顿”和外部环境的低潮形成低增长和经济紧缩，直至1992年“南巡谈话”后才重回复苏。
第二个周期，从19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中国一度陷入经济过热，尤其在1993年、1994年通货膨胀再度高企，到1996年前后实现“软着陆”。
第三个周期，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7年前后，经历了“紧缩—过热—降速”的过程，受外部冲击和国企改革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在上世纪末经济出现一波低潮，出现了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和通货紧缩，到2003年前后经济复苏并在2004年前后面临“过热”风险，随即中央政府进行了一轮宏观调控，控制了经济增速。
第四个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迅速受到冲击，又在“四万亿”托底政策下迅速好转，到2012年以后伴随国际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经济增速又明显放缓，到2013年以来呈现出疲态。形成了最新一轮经济周期典型的“N”字形波动轨迹。
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限，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主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98年以前，中国宏观调控中“防过热”“治理通胀”的次数和力度更强，1998年以后，中国宏观调控中“防紧缩”“经济刺激”的因素更多，尤其在1998年、2008年、2012年三个重大节点之后，政府都有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
从历史上看，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稳增长”的主角，在“稳增长”政策中扮演先导和龙头作用。最近的经济调整期，政府仍然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重要位置，尤其是重点发展中西部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并鼓励民间资本通过PPP等多种方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但相较以往，基建的作用相对还是出现了弱化。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在“稳增长”中被提到了更高位置。
在过去的历次调控中，消费和服务业一直以“扩大内需”的面目出现，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辅助作用，但在本轮经济调整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定位为主引擎，所有的政策优先向这一领域倾斜，使其成为“保增长”的先导领域和前沿阵地。这种调整的出现，源于高层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明确就业目标优先于增长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受到比托底效果“立竿见影”的行业更多的关注。
技术和劳动的关系重构
在工业时代，高新技术意味着机器对人工劳动的替代，技术和劳动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并不替代传统的人力，而是延伸了人力尤其是各类服务业的服务半径和内涵，技术激发了人们更多的消费需求，而这些新增的需求又带来新的创业机会，新的就业岗位。
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使得“互联网+”成为经济变革中产业政策“风口”的原因，“新经济”不再是简单地对传统产业的迭代，而是与消费、电商、综合服务、餐饮、旅游、教育等各类传统领域深度融合，以O2O的形态，重塑中国经济的网络和结构。有分析者更明确地指出，未来的经济就是“互联网化”的经济，所有的公司，即使是在最传统的行业和领域，都会逐渐通向”互联网化“。
“互联网+”时代既可以说是“大而全”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小而美”的时代。网络延展甚至重构了产业活动的空间。在未来，位于不同地区的园区，完全可以依靠同样的智能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区多园”，高度互联网化的产业园区结构，既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又可以保持不同园区的灵活性。
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域，都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整合起来，形成“大而全”的新旗舰，在新的结构下，企业可以更加松散，内部创业可以更加发达。无论是企业地产开发的客体“园区”，还是企业本身，都会逐渐“生态圈”化。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又使得小型、小众、小微的企业能够非常低成本地展开运作，尤其在当下政策鼓励的背景下，这些企业将布满在各种众创空间之中。产业园区开发者要做的，是把这些资源充分聚合，真正用大数据的手段和个性化的服务，让园区的企业资源真正“为我所用”，甚至于地产公司也可以是风险投资，园区和园区企业之间可以不止是房屋租赁的关系，还有深度的资金和业务合作。
“互联网+”本身的产业机遇
据报道，《“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互联网+“，促进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若干能形成新产业模式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任务。
这些正是下一阶段“互联网+”投资的优先方向，农业、新能源、节能环保、工业和能源控制系统、物流、智能交通、轨道交通、环境治理、人工智能，都将有互联网的深度介入，这些领域既是互联网生产技术的应用前沿，又必然成为互联网服务业的增长点。
同时，要实施支撑保障“互联网+”的新硬件工程，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等研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应用。这些领域传统上就是政府重点鼓励的TMT细分领域，在“互联网+”意见实施后，这些领域将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得到持续扶持。
智谷趋势 政经趋势微信公号（微信号：zgtrend）， 中国首个对影响经济的高层政治行为进行系统观测与预测的机构，由来自杰出媒体、一流网络和著名智库的人士创办。
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虽然该意见尚未正式对外公开，但截至目前的公开报道显示，该意见延续了新一届政府一贯的执政理念，将“互联网+”这一“新经济”范畴作为促进就业的新引擎。
就业目标优先于增长目标
自从1984年中国开始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历了若干个经济周期。概括来看主要有：
第一个周期，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从1988年价格“闯关”，通货膨胀的高潮，到1989年“治理整顿”和外部环境的低潮形成低增长和经济紧缩，直至1992年“南巡谈话”后才重回复苏。
第二个周期，从1992年“南巡”讲话开始，中国一度陷入经济过热，尤其在1993年、1994年通货膨胀再度高企，到1996年前后实现“软着陆”。
第三个周期，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2007年前后，经历了“紧缩—过热—降速”的过程，受外部冲击和国企改革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在上世纪末经济出现一波低潮，出现了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和通货紧缩，到2003年前后经济复苏并在2004年前后面临“过热”风险，随即中央政府进行了一轮宏观调控，控制了经济增速。
第四个周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迅速受到冲击，又在“四万亿”托底政策下迅速好转，到2012年以后伴随国际经济二次探底，中国经济增速又明显放缓，到2013年以来呈现出疲态。形成了最新一轮经济周期典型的“N”字形波动轨迹。
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为限，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主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在1998年以前，中国宏观调控中“防过热”“治理通胀”的次数和力度更强，1998年以后，中国宏观调控中“防紧缩”“经济刺激”的因素更多，尤其在1998年、2008年、2012年三个重大节点之后，政府都有一系列“稳增长”的措施。
从历史上看，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稳增长”的主角，在“稳增长”政策中扮演先导和龙头作用。最近的经济调整期，政府仍然将基础设施建设置于重要位置，尤其是重点发展中西部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并鼓励民间资本通过PPP等多种方式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但相较以往，基建的作用相对还是出现了弱化。高新技术和服务业在“稳增长”中被提到了更高位置。
在过去的历次调控中，消费和服务业一直以“扩大内需”的面目出现，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辅助作用，但在本轮经济调整中，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定位为主引擎，所有的政策优先向这一领域倾斜，使其成为“保增长”的先导领域和前沿阵地。这种调整的出现，源于高层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明确就业目标优先于增长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就业吸纳能力强的产业受到比托底效果“立竿见影”的行业更多的关注。
技术和劳动的关系重构
在工业时代，高新技术意味着机器对人工劳动的替代，技术和劳动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并不替代传统的人力，而是延伸了人力尤其是各类服务业的服务半径和内涵，技术激发了人们更多的消费需求，而这些新增的需求又带来新的创业机会，新的就业岗位。
经济形态的变化，是使得“互联网+”成为经济变革中产业政策“风口”的原因，“新经济”不再是简单地对传统产业的迭代，而是与消费、电商、综合服务、餐饮、旅游、教育等各类传统领域深度融合，以O2O的形态，重塑中国经济的网络和结构。有分析者更明确地指出，未来的经济就是“互联网化”的经济，所有的公司，即使是在最传统的行业和领域，都会逐渐通向”互联网化“。
“互联网+”时代既可以说是“大而全”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小而美”的时代。网络延展甚至重构了产业活动的空间。在未来，位于不同地区的园区，完全可以依靠同样的智能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区多园”，高度互联网化的产业园区结构，既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又可以保持不同园区的灵活性。
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域，都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平台整合起来，形成“大而全”的新旗舰，在新的结构下，企业可以更加松散，内部创业可以更加发达。无论是企业地产开发的客体“园区”，还是企业本身，都会逐渐“生态圈”化。
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又使得小型、小众、小微的企业能够非常低成本地展开运作，尤其在当下政策鼓励的背景下，这些企业将布满在各种众创空间之中。产业园区开发者要做的，是把这些资源充分聚合，真正用大数据的手段和个性化的服务，让园区的企业资源真正“为我所用”，甚至于地产公司也可以是风险投资，园区和园区企业之间可以不止是房屋租赁的关系，还有深度的资金和业务合作。
“互联网+”本身的产业机遇
据报道，《“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互联网+“，促进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若干能形成新产业模式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任务。
这些正是下一阶段“互联网+”投资的优先方向，农业、新能源、节能环保、工业和能源控制系统、物流、智能交通、轨道交通、环境治理、人工智能，都将有互联网的深度介入，这些领域既是互联网生产技术的应用前沿，又必然成为互联网服务业的增长点。
同时，要实施支撑保障“互联网+”的新硬件工程，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等研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应用。这些领域传统上就是政府重点鼓励的TMT细分领域，在“互联网+”意见实施后，这些领域将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得到持续扶持。
智谷趋势 政经趋势微信公号（微信号：zgtrend）， 中国首个对影响经济的高层政治行为进行系统观测与预测的机构，由来自杰出媒体、一流网络和著名智库的人士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