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勒是20世纪杰出的犹太裔美国批评家，文化批评家。他祖辈是东欧犹太移民，后来迁到美国，费德勒从小在犹太社区长大，“二战”期间，担任日语翻译，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写作都影响极大。他声名鹊起是因为他是战后最重要的犹太知识分子之一——在诸如《党派评论》和《评论》这样的杂志上撰写关于文学、文化和政治的文章。与此同时，他还帮助领导了神话批评对新批评霸权的攻击。虽然诺斯罗普·弗莱构建了一个更全面的神话批评体系，但费德勒在判断特定文本、解释在人类经验中诗歌和故事的重要性时，更实际地使用了这种方法。费德勒以神话批评作为自己批评的基石，他的批评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广受年轻一代人喜爱。作为犹太人，他对自己民族的生存状况以及前途和命运都密切关注，写了很多有关犹太主题的批评文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直作为一个犹太人在写作。除了对自己民族关注，他还关注其他少數民族和女性，种族和性别一直是他写作的中心。1948年在《党派评论》上发表《回到筏子上吧，哈克托尼！》引起批评界轰动，他指出美国文学中，因男子性方面的不成熟，总以男性与男性的友谊结合来逃避女性。这种石破天惊的评论，使人们记住了这位语出惊人的批评家。1960年费德勒又凭借《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这部大胆而具开创性的代表作，确立了自己作为美国本土文学传统的革命性阐释者的地位。后来的美国文学评论家要么接受他的观点，要么攻击他的观点（有时两者兼而有之）。简单地忽略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费德勒改变了我们讨论美国小说的方式，其程度超过了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作家。

一

　　费德勒主要探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将尤利西斯神话和现代爱尔兰一个普通家庭结合起来，按费德勒的说法，乔伊斯没有创造新的神话，而是要重新解释古老的、垂死的神话，或者用反讽的方式来消解它们，或者，最糟糕的是，把它们越来越接近完全抽象的层次。也就是说乔伊斯的作品更像是神话批评，“与其说他是一个梦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梦的阐释者。布鲁姆是复活和变形的尤利西斯，老尤利西斯，庞德认为他是真正的尤利西斯。”费德勒指出“尤利西斯的神话存在于基督教欧洲人的头脑中，但犹太人的神话，布鲁姆更好的一半，存在于欧洲的内脏：外邦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外邦人生殖器的疼痛，是外邦人腰部的疼痛。”费德勒认为布鲁姆背后不仅包含海上流浪者尤利西斯的神话，也包含犹太人的神话。而布鲁姆这个犹太人形象之所以与以往犹太形象不同，是因为他背后神话的改变。
　　布鲁姆与之前出现的犹太人的区别，不是单单好坏的区别，他们之前的本质区别在于神话原型的区别，费德勒指出以前残忍邪恶的犹太人的原型是亚伯拉罕，而布鲁姆的神话原型是约瑟。亚伯拉罕是犹太人部落先祖，他的主要事迹是遵从耶和华的命令杀子献祭，但在最后一刻被天使阻止，以羊羔代替他儿子以撒。而犹太教行割礼的仪式也最早源于亚伯拉罕与神的立约，从此割礼成了犹太人的标记。这个故事原型在人们心中日渐简化为一个手持刀子的犹太人父亲原型，而割礼也成了阉割的意象。亚伯拉罕成了残忍无情的原型，一直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呈现。费德勒追溯了以前文学作品中坏犹太人形象，指出他们皆源于亚伯拉罕这一犹太原始神话，亚伯拉罕举刀杀子献祭的形象，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西方人。坏犹太人作为亚伯拉罕神话的原型的一个变体出现在后世无数文学作品中。夏洛克是这一神话的典型代表。犹太教一个重要的宗教仪式是行割礼，在费德勒看来，行割礼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也代表着阉割，那些不满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基督徒，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这些教条的来源，也就是犹太教。费德勒尖锐地指出：“那位更根本的父亲，他命令割礼和献祭，和亚伯拉罕的神、以撒、雅各、约瑟一起，欧洲皈依的异教徒们不禁感到，他以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原始男子气概和生殖能力，在某种象征意义上，让他们为了天国而成为阉人。”而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外邦人也因此注定仇恨和丑化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强加给他们宗教负担，使他们永远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亚伯拉罕作为残忍父亲的形象像噩梦一样困扰着欧洲人，并且一直在各种犹太形象中重现。 　　而布鲁姆作为犹太父亲，他的神话原型不再是亚伯拉罕，而是约瑟，即玛利亚的丈夫，“她未出生孩子的养父”。木匠约瑟是与残忍父亲形象相对的好父亲原型。圣经《马太福音》中记载约瑟在神的启示下娶了未婚先孕的妻子玛利亚（由圣灵成孕），这一形象在费德勒的神话系统里被阐释为戴绿帽子的人，一个懦弱无能的，包容自己妻子的好丈夫、好父亲形象。在费德勒看来他接受了未婚先孕的妻子，接受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他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好父亲形象。布鲁姆是这一形象的代表，他忍受着妻子的背叛，周围人的歧视和欺凌，却从来没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费德勒看来，“布鲁姆是一个外邦人的犹太人，他代表的不是某种极端的恐惧和憎恨，而是恐惧和被爱的自我的本质。”费德勒认为布鲁姆身上有独特的现代犹太人精神气质，一个无能却又无所畏惧的形象，他以极大的耐力，无言忍受着命运给予的无奈和苦难，却不失善良和道德。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犹太人形象经历了现代转型，神话原型的转变不只是故事形式的改变，而是原型人物的精神气质原型的改变，是从残忍无情到懦弱无能和容忍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鲁姆也成为第一个现代犹太人形象。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从亚伯拉罕到约瑟，不仅意味着从犹太文化向基督教文化的转移，也伴随着文化焦虑的缓解。文化焦虑是指当人类创造的文明变成某种具有文化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要求人们自觉压抑个性、牺牲快乐与自由（存天理灭人欲），来服从通过每个个体不断内化积淀成的“文化超我”（文化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之时，这种文明就会反过来变成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我们对文化和文明的忧患、“不满”“敌意”和由此而产生的“文化挫折感”也就构成了“文化焦虑”。黑格尔在他的《犹太教的精神》中把现代人的异化追溯到亚伯拉罕，认为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对神的绝对服从是人异化的开端。也就是费德勒所指出的亚伯拉罕的原型增加了人们的宗教负担。亚伯拉罕的人物原型与其所带来的宗教和文化负担，造成人们的“文化焦虑”。而约瑟的人物原型精神中包含更多的卑微和容忍，更易被外邦人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接受。犹太形象的原型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转移是从人们无法做到的“文化超我”向“自我”“本我”的转移，从而缓解了犹太人以及外邦人的文化焦虑。

二

　　乔伊斯创造了第一个现代犹太人形象，布鲁姆对犹太宗教传统的了解几近于零，但仍不影响他的犹太性。什么是犹太性？简单地说，犹太性是对“什么是犹太人”或者“什么是犹太人的属性”这些问题的回答。布鲁姆在脱离了犹太宗教和传统之后，是什么维系他的犹太性？在对犹太性的讨论中，布劳纳写道：“对一些人来说，犹太性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剥离的特质，对另一些人来说，犹太性是一种博文强识的传统；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信念体系，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是文化构建；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些人来说，它特指一个地区；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感受；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历史遗产，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是一种思维状态。犹太性的模糊性和多义性被文学所捕捉，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执的话题。”我们这里探讨的布鲁姆的犹太性是一种精神气质。可以把费德勒对布鲁姆身上的犹太性的分析总结为两点，一是精神上的割礼，二是精神上的流浪性。
　　割礼是古希伯来人的宗教仪式，起源于亚伯拉罕与神的立约，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们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创世记》17：10-11）割礼是被神拣选，遵神旨意的印记，也是违背神的意愿受神惩罚的印记。割礼是他们文化符号的印记，也是他们文化身份的象征，这个印记的存在代表犹太传统的记忆，它的存在使犹太人不敢妄自尊大，他们的一切包括苦难都是神的赐予。所以作为现代犹太人，他们失落了自己的宗教，但他们是受过精神割礼的，他们在外邦人中散居，过着漂泊流浪，备受压迫欺凌的生活，饱尝了生活的辛酸无奈，所以他们在精神上更加卑微、容忍和包容，这是他们精神文化的烙印，这是他们一生的标记。和身边自信昂扬的外邦人相比，他们精神上更加卑微、敏感，善于自嘲和接受生活的嘲弄。如费德勒所说：“这些人——不像布鲁姆、斯蒂芬或乔伊斯本人——在精神上未受割礼，在生殖器的骄傲上未受惩罚；因此，他们蔑视所有的人。”那些精神上未受割礼的人，也是在生殖器的骄傲上未受惩罚的人，他们蔑视所有人，而那些在精神上受过割礼的人，一生都带有印记，他们更倾向于谦卑，也更偏女性化，所以作者提出乔伊斯身上有女性伤感气质。
　　而另一方面，犹太民族一直是流浪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家园被毁，流散各地，无所皈依。后来“流散”成为西方批评话语中的专有名词，原意为“飞散”，特指两次犹太战争后犹太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地区在世界各地散居，或指散居世界的犹太人和犹太人散居的国家。“流散”一词又与“放逐”联系在一起，萨义德认为，“放逐”是文化创意的产生源泉，也是知识分子“不以家为家”的批判和“对位阅读”方式。如今的流散已不仅仅指涉被动的放逐，而转向更加主动、自觉的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流散行为。斯蒂芬就是“自我放逐”的知识分子典型，而费德勒认为：“斯蒂芬可以选择流亡，作为逃避他出生的传统的一种方式，但对犹太人来说，流放是，从大流散开始，从圣地驱逐，是他的种族的本质。”费德勒认为犹太人流浪的命运是无可选择的，“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在那种可怕的意义上，他是‘被选中的’，是‘被选中的人’中的一员，他的命运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就像某种无法抹去的耻辱。正如他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他也不能逃避。”不管在现实中还是精神上犹太人一直处于流浪狀态。“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成为任何地方的公民。”费德勒认为流浪性以及“内在的流浪”成为犹太人的根本属性。

三

　　费德勒还颇有见地地指出乔伊斯具有两面性，布鲁姆只代表乔伊斯的一面，另一面是斯蒂芬，费德勒指出：“斯蒂芬是根据记忆写生的，这是作者已经长大的过去的一个纪念；但布鲁姆取材于生活：不是基于某些乔伊斯碰巧认识的犹太人，不管是伊塔洛·斯沃还是其他什么人，而是基于那个在利奥波德创作《尤利西斯》的那个年龄的自己。”斯蒂芬是年轻的乔伊斯，一个自我放逐的艺术家，费德勒指出：“事实上，这三个原型的陌生人，犹太人、艺术家和圣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家，在天堂的这一边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家。但是只有艺术家，某种类型的艺术家，把他的疏离感作为一种骄傲，认为这是把他和其他人分开，而不是把他和其他人结合起来……就像可怜的斯蒂芬。”费德勒指出，斯蒂芬的形象是乔伊斯对自己年轻时的回忆，而布鲁姆的形象则是基于那个年纪的自己。但费德勒认为，写《尤利西斯》的是布鲁姆-乔伊斯，而不是斯蒂芬-乔伊斯。同时费德勒还指出，斯蒂芬是年轻的布鲁姆，布鲁姆是年老的斯蒂芬，斯蒂芬是一个终极流亡者，他的流浪是犹太人的流浪。“从《艺术家的肖像》到《尤利西斯》，我们从乔伊斯身上了解到，虽然从空中掉下来的可能是自怜的儿子，但从坚硬的地面上爬起来的却是自嘲的父亲。”他们两个共同反映了乔伊斯的犹太意识。乔伊斯将自己作为作家的流浪性与作为犹太人的流浪性结合，费德勒指出，作家的流浪性是自己选择的，而犹太人的流浪则是注定的没有选择的流浪。
　　爱尔兰人与犹太人有着天生的联系和冲突，爱尔兰人与犹太民族有着相似的苦难历史，但它们又有原型冲突。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却不得不忍受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使犹太人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既自豪又自卑的矛盾心理。作为爱尔兰人的乔伊斯与犹太人有着不解之缘，爱尔兰人是经历过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爱尔兰民族与犹太民族一样有着苦难的历史，使得两个民族更能心灵相通。但是天主教宗教传统又使爱尔兰人与犹太人形成原型上的对立。费德勒指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是一种滑稽的、本质的原型的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犹太人与其他民族之间，这种冲突和对立，是自身本质的外化，也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所以费德勒说是乔伊斯这个爱尔兰人从自身分化出一个爱尔兰犹太人。

四

　　费德勒对于乔伊斯犹太意识的深刻分析基于他作为犹太人的亲身体验和他者意识，如果说斯蒂芬和布鲁姆分别是乔伊斯的青年和中年写照，那么同时也是费德勒两个时期的自己。费德勒是那一代猶太青年的代表，年轻时一心想着要摆脱犹太身份，努力融合进美国现代社会，他就像斯蒂芬一样，费德勒谈到自己年轻时与斯蒂芬的相似之处说道：“他太符合我年轻时的愿望了，我想要证明自己有一份别人很难找到的工作，从而把我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我攀登文化高峰的冲动引我去一个地方，我可以同时是一个异化艺术家，更爱这个异化的大量少数观众。”斯蒂芬与《新约》中第一个殉道者司提反同名，但斯蒂芬不是为宗教信仰而死，而是因为自己虚空高蹈，不切实际而死。他的姓氏代达尼斯暗示出他超越传统的愿望，古希腊神话中代达尼斯与父亲在迷宫中无法脱身，就用羽毛和蜡制作了翅膀，飞出迷宫，但代达尼斯不听父亲劝告，越飞越高，因离太阳太近，用蜡粘的羽毛脱落，坠入大海而死。他总想超越父亲，超越传统，总想从众人中超脱出来，分离出来。年轻的费德勒和斯蒂芬一样渴望超脱自己的历史传统，超脱众人，成为异化的艺术家。
　　然而，随着年纪增长，“二战”中的体验以及见证的德国纳粹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使费德勒逐渐明白坚持民族传统的必要性，在精神上也有了更多的谦卑与包容。于是他成了渴望回家的尤利西斯，年老的布鲁姆。此外，作为犹太人而有的他者意识，使他不管在何地都能深切体会到流浪感，作为犹太人的流亡者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流浪，在费德勒身上一如在乔伊斯身上一样深刻。费德勒说道：“最后，无论如何，我已经假定，而且在这个时候假定了布鲁姆的声音，因为它是永恒的业余者的声音，自封的先知的声音，受折磨的犹太人的声音，滑稽可笑的父亲的声音；出于我个人和一些公共的原因，我愿意相信这是我自己真实的声音。”

　　费德勒的批评风格大胆，富有想象力，读他的作品不像是批评，更像是文采斐然的艺术作品。他总称自己是“业余批评家”，他反对过于理性科学的批评，也反对对浪漫主义的排斥，他认为历史研究，传记分析并不比诗歌更真实、更可靠。所以他选择神话批评来解读艺术作品，而他的神话原型批评并不是把文学艺术简单还原成千篇一律的原型，相反他认为文学=原型 签名，原型与因素相关，而签名是在原型里加入个体因素，包括具体的历史政治因素。正如文中显示的那样，费德勒把神话分析和乔伊斯的传记分析结合在一起，神话不再是死的神话，而成为活生生的神话。他用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打开一个广阔的文学空间，使本来毫不相关的艺术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批评让人读起来耳目一新，又兴趣盎然。如文中把布鲁姆、尤利西斯与亚伯拉罕和约瑟联系起来。他相信，“批评本身是一种文学形式，而不是科学形式，它不应该发怒，而应该狂喜。”但费德勒的神话批评文章，与他所说的乔伊斯的“神话批评”效用相反，他认为乔伊斯运用古希腊神话进行写作，是在图解神话，是一种“神话批评”。费德勒指出：“神话批评的艺术，也是大量的乔伊斯作品的基本艺术，这也是其他现代主义作品，如曼恩的《约瑟夫四部曲》或艾略特的《荒原》，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与彼此合而为一的地方——我们既是诺拉·乔伊斯，还是詹姆斯·乔伊斯——而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让我们意识到彼此差异的地方，我们分别受到来自诺拉一方和詹姆斯一方的诱惑，变得傲慢和怨恨。”而费德勒的神话批评研究，致力于揭示神话背后的普遍情感，他致力于将文学形象与文学空间联系起来，将人与人联系起来，让“他者”不再是“他者”，以此来排解自己的文化焦虑。中年的费德勒终于懂得“流亡不是必须追求的，而是必须忍受的，因此，我们把每个人与每个人连接起来”。因此第一个现代犹太人首先是乔伊斯，然后是费德勒自己，既是许多的艺术家，又是无数个平凡而又包容的丈夫和父亲。这也是费德勒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就梦想着一个没有种族或宗教分裂的世界，尽管我知道这意味着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

结语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以其独特的个人体验与爱尔兰民族的精神体验加之对犹太人的关注，塑造了第一个现代犹太人的形象，作为犹太人的批评家费德勒敏锐地捕捉到布鲁姆身上的本质属性，即现代犹太性。费德勒这里的犹太性已经不再涉及犹太宗教传统，而是一种精神气质。是现代犹太人普遍有的精神气质，一种敏感矛盾，自豪又自卑，精神上流浪、无所皈依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气质又不独属于犹太人、犹太民族，它也属于后现代社会中精神无所皈依的无数平凡又无奈的父亲和丈夫，也属于自我流放，精神无所皈依的艺术家。费德勒运用神话批评，指出犹太人形象背后神话原型从亚伯拉罕到约瑟的转移，这种转移伴随着文化焦虑的缓解。神话批评意味着对原型背后人类普遍精神心理的分析，读者在面对人物的精神或心理时，也在面对他们自己。费德勒将犹太人、爱尔兰人、艺术家以及无数经历着精神割礼和文化流浪的普通人通过神话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犹太性、犹太人也更具有普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