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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与张爱玲的《金锁记》中都共同描述了一位专制强横的母亲形象。前者中焦母与儿子焦仲卿隐晦的畸形的母子情深与后者中曹七巧对儿子姜长白的扭曲态度颇有相似之处。通过对比研究可知，社会环境是造成两部小说中的母亲具有恋子情结的重要原因。当这种恋子情结放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就演变成一种“寡母恋子憎媳”的模式。
关键词：恋子情节 寡母身份 恋子憎媳 社会根源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每个人都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父与女、母与子之间的爱情——是儿童时期原始情感的翻版，’孩子同父母都具有这种性的吸引的关系。”根据弗洛伊德的论述，如果母亲唯一的精神依托是儿子，在某种程度上她会把儿子幻化成丈夫的角色，这种心理称之为“恋子情结”，这种“恋子情节”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变体形式。《孔雀东南飞》与《金锁记》都刻画了一位专制的母亲形象——焦母和曹七巧。二者虽然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寡母的身份和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展现出了相同的命态特征——恋子情节。这种“恋子情结”放在中国与寡母相衍生的文化语境里，就会总结出一个相同的模式——“寡母恋子憎媳情结”模式。
一、“寡母”的身份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金锁记》中的母亲，她们的身份都可以定义为“寡母”。《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一直是以焦家最高的统治者的形象出现的，细读全篇我们发现无论是焦母训斥儿媳，还是焦母对儿子婚姻对象的重新选择，这些影响整个家族利益的重大的决定，几乎都由焦母作为权威来决断。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焦父是一直没有出现，这似乎与《孔雀东南飞》发生的时代背景——汉末建安中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相违背。如果焦母并非寡居，那么她不可能以焦家最高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可以推断她的“寡母”身份。这与《红楼梦》中贾母的身份是类似的，当贾府最高统治者贾代善去世之后，贾母则取代了这个角色，成为这个家族的最高统治者。
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身份依然可以定义为“寡母”。曹七巧在“存天理，灭人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會中，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而姜家二公子是一个骨痨患者，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虽然丈夫在世，但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最终也形成了她“寡母”的身份。
由此可见，无论是焦母还是曹七巧，她们其实都是封建传统中比较典型的寡母形象。寡母在家庭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与威望，不仅与她们在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维持生计等方面的艰辛劳动分不开，而且还与封建宗法家族社会赋予她们的种种特权有直接关系。寡母们正是凭借她们手中的权利对她的儿子儿媳发号施令，施加压力，任意宰割他们的命运，同时，也正是这种权威使得她们对后辈的压迫显得合法化。
二、“恋子憎媳”情结
什么是“恋子憎媳”情结呢？根据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在中国长期的贞节观念影响下，寡居妇女特有的深层心理需求的反映。由于守寡女性本能受到压抑，而又无法从别的异性身上获得满足，在她们身上，对爱与归属的需要显得尤为强烈。于是，她们便想方设法独占儿子，企图从儿子身上获得本能中对异性的替代性满足。
这些母亲都对儿子疼爱备至，而对媳妇则是带着一种挑剔、不满甚至是憎恶。她们试图以一种财产占有者的姿态激发儿子心目中的债务意识，来控制儿子的背离行为。焦母先是挑剔刘兰芝“行动自专由”，接着焦母又用自己的标准为儿子选择了秦罗敷，打算赶走儿媳，当儿子执意替兰芝求情，挑战到她的权威时，她便“槌床大怒”。由此观之，焦母对儿子的疼爱是以母亲之名进行的对子嗣的独占，而这种占有是通过打压媳妇来实现的。
相对于焦母而言，曹七巧则干脆以实际行动来平衡自己的心理。儿子在娶亲当天，她就当着芝寿的面，诋毁芝寿嘴唇厚会勾引、害死儿子。在以后的相处中，她更是责怪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以烧大烟为名留住儿子，来窥探夫妻隐私，接着在众人面前大肆渲染这些秘事，使得芝寿羞愧难当，最后芝寿在七巧的尖酸刻薄中，心情郁结得了肺痨，在养病期间曹七巧，不仅假病成真地和她争抢病人的待遇，更是在药物和营养等方面都不满足芝寿，使得芝寿最后走向死亡。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对儿子的“独占”，母亲们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破坏儿子的爱情和婚姻，“企图以爱和义务的名义把这个孩子，这个青年，这个男子据为己有”。焦母使用的是赤裸裸的家长制，曹七巧使用的是哄骗和欺诈，她们都希望将儿媳妇赶走，找上一个更好的替代品。焦母是找到了“可怜体无比”的秦罗敷，曹七巧找到了丫头娟儿给儿子做了小。事实上，他们只是想以此引诱儿子们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三、社会根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恋子憎媳”的畸形的心理呢？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分不开的。《孔雀东南飞》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在“汉末建安中”。当时的汉代，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戒律，这也形成了焦母对儿子与媳妇的绝对的话语权。再加上中国女性一直受到“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这更加强化了中国女性的贞节观念。“寡母”作为贞洁文化的牺牲品，年轻守寡却不能再嫁，即使体内燃烧着青春的活力和人性的欲求，也只能把它们压抑到意识的深层，忍受着来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而曹七巧生活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正处于转折时期。封建势力依然存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门第观念依然盛行。曹七巧尊崇着旧社会体制中“长兄如父”的原则，被迫嫁给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姜家是典型的封建没落贵族家庭，等级森严。“三从四德”和恪守妇道是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低微的出生使得曹七巧在姜家没有丝毫的人格尊严。作为父权社会的附属品的曹七巧只能处在等级制度的底层，受尽欺辱，造成了她心理的变态。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金锁记》，它们展现出的“寡母恋子憎媳情结”都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学现象。这种情结与积淀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的封建礼教观念、贞节观念有关，同酿成了寡母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第二卷）·金锁记》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年：1992年
（2）《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年：1988年
（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8年
关键词：恋子情节 寡母身份 恋子憎媳 社会根源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指出，“每个人都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父与女、母与子之间的爱情——是儿童时期原始情感的翻版，’孩子同父母都具有这种性的吸引的关系。”根据弗洛伊德的论述，如果母亲唯一的精神依托是儿子，在某种程度上她会把儿子幻化成丈夫的角色，这种心理称之为“恋子情结”，这种“恋子情节”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种变体形式。《孔雀东南飞》与《金锁记》都刻画了一位专制的母亲形象——焦母和曹七巧。二者虽然跨越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寡母的身份和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展现出了相同的命态特征——恋子情节。这种“恋子情结”放在中国与寡母相衍生的文化语境里，就会总结出一个相同的模式——“寡母恋子憎媳情结”模式。
一、“寡母”的身份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金锁记》中的母亲，她们的身份都可以定义为“寡母”。《孔雀东南飞》中焦母一直是以焦家最高的统治者的形象出现的，细读全篇我们发现无论是焦母训斥儿媳，还是焦母对儿子婚姻对象的重新选择，这些影响整个家族利益的重大的决定，几乎都由焦母作为权威来决断。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焦父是一直没有出现，这似乎与《孔雀东南飞》发生的时代背景——汉末建安中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相违背。如果焦母并非寡居，那么她不可能以焦家最高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由此，可以推断她的“寡母”身份。这与《红楼梦》中贾母的身份是类似的，当贾府最高统治者贾代善去世之后，贾母则取代了这个角色，成为这个家族的最高统治者。
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身份依然可以定义为“寡母”。曹七巧在“存天理，灭人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宗法制社會中，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代行父权的兄长把她嫁给了残废的姜家二公子。而姜家二公子是一个骨痨患者，畸形的婚姻不仅使她情感空洞，同时也无法满足她正常的情欲。虽然丈夫在世，但情欲上的饥渴和压抑感，最终也形成了她“寡母”的身份。
由此可见，无论是焦母还是曹七巧，她们其实都是封建传统中比较典型的寡母形象。寡母在家庭中所拥有的崇高地位与威望，不仅与她们在抚育子女、操持家务、维持生计等方面的艰辛劳动分不开，而且还与封建宗法家族社会赋予她们的种种特权有直接关系。寡母们正是凭借她们手中的权利对她的儿子儿媳发号施令，施加压力，任意宰割他们的命运，同时，也正是这种权威使得她们对后辈的压迫显得合法化。
二、“恋子憎媳”情结
什么是“恋子憎媳”情结呢？根据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基本上可以认为，这是在中国长期的贞节观念影响下，寡居妇女特有的深层心理需求的反映。由于守寡女性本能受到压抑，而又无法从别的异性身上获得满足，在她们身上，对爱与归属的需要显得尤为强烈。于是，她们便想方设法独占儿子，企图从儿子身上获得本能中对异性的替代性满足。
这些母亲都对儿子疼爱备至，而对媳妇则是带着一种挑剔、不满甚至是憎恶。她们试图以一种财产占有者的姿态激发儿子心目中的债务意识，来控制儿子的背离行为。焦母先是挑剔刘兰芝“行动自专由”，接着焦母又用自己的标准为儿子选择了秦罗敷，打算赶走儿媳，当儿子执意替兰芝求情，挑战到她的权威时，她便“槌床大怒”。由此观之，焦母对儿子的疼爱是以母亲之名进行的对子嗣的独占，而这种占有是通过打压媳妇来实现的。
相对于焦母而言，曹七巧则干脆以实际行动来平衡自己的心理。儿子在娶亲当天，她就当着芝寿的面，诋毁芝寿嘴唇厚会勾引、害死儿子。在以后的相处中，她更是责怪儿子，有了媳妇忘了娘。以烧大烟为名留住儿子，来窥探夫妻隐私，接着在众人面前大肆渲染这些秘事，使得芝寿羞愧难当，最后芝寿在七巧的尖酸刻薄中，心情郁结得了肺痨，在养病期间曹七巧，不仅假病成真地和她争抢病人的待遇，更是在药物和营养等方面都不满足芝寿，使得芝寿最后走向死亡。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了实现对儿子的“独占”，母亲们千方百计，甚至不惜破坏儿子的爱情和婚姻，“企图以爱和义务的名义把这个孩子，这个青年，这个男子据为己有”。焦母使用的是赤裸裸的家长制，曹七巧使用的是哄骗和欺诈，她们都希望将儿媳妇赶走，找上一个更好的替代品。焦母是找到了“可怜体无比”的秦罗敷，曹七巧找到了丫头娟儿给儿子做了小。事实上，他们只是想以此引诱儿子们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三、社会根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恋子憎媳”的畸形的心理呢？这与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分不开的。《孔雀东南飞》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在“汉末建安中”。当时的汉代，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戒律，这也形成了焦母对儿子与媳妇的绝对的话语权。再加上中国女性一直受到“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封建礼教观念的影响，这更加强化了中国女性的贞节观念。“寡母”作为贞洁文化的牺牲品，年轻守寡却不能再嫁，即使体内燃烧着青春的活力和人性的欲求，也只能把它们压抑到意识的深层，忍受着来自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而曹七巧生活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社会正处于转折时期。封建势力依然存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门第观念依然盛行。曹七巧尊崇着旧社会体制中“长兄如父”的原则，被迫嫁给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姜家是典型的封建没落贵族家庭，等级森严。“三从四德”和恪守妇道是衡量女性价值的唯一标准。低微的出生使得曹七巧在姜家没有丝毫的人格尊严。作为父权社会的附属品的曹七巧只能处在等级制度的底层，受尽欺辱，造成了她心理的变态。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还是《金锁记》，它们展现出的“寡母恋子憎媳情结”都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学现象。这种情结与积淀在我们民族灵魂深处的封建礼教观念、贞节观念有关，同酿成了寡母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文集（第二卷）·金锁记》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年：1992年
（2）《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年：1988年
（3）《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