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常谈》中说，文字“是记录口语的符号”，从一出现起“它就记录语言”，而且“这是铁的事实”和“不可动摇的天经地义”。现在，“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不过是语言的衍生物”，“同语言比较，文字永远处于记录语言的符号的从属地位”，甚至把它们说成是“妈妈与女儿”的关系{1}等等说法，在当前全国高校语言学的教科书中随处可见。
　　我们并不专攻语言学、文字学，只是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关注着我国基础教育中语文学科教学的老教育工作者，长期的观察和实践令我们对这个“文从语出、文由语生”的理论产生疑惑，重新学习和进一步思考，觉得其科学性令人怀疑，其实践效果至少对我国语文教学所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杞人之心而闯此“禁区”，对“文从语出、文由语生”的理论提出质疑。
　　本文讨论的“语”指汉语，即国人口说耳听的母语；所讨论的“文”指中文，即由方块汉字组成的中文。讨论的中心是：语与文的关系到底怎样？是文从语出、文由语生的“母女”关系，还是相对独立、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姐妹”关系？
　　
　　一
　　
　　当今国人正在使用的中文，不论是白话文还是文言文，它们所用的汉字，不论是三千左右的常用字，还是包括生僻字在内的五六万个汉字，并不是为记录现代汉语而创造的衍生物。为什么？所谓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全国老百姓正在口说耳听的各地方言，它们怎么可能衍生出汉字呢！且不说文言文，就以最当代的白话文，包括这些被视为语言学权威的先生们刚刚发表，甚至还在写作中的大作，除了几个在简化和异体整理中新造字以外，每个汉字无不比普通话的资格更老，历史更长，人们怎么可能想象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普通话能衍生出有几千年历史的汉字？
　　方言比普通话的资格要老，现在在用的汉字是不是由它们衍生的呢？同样难有可能，理由很简单，也很明白。方言众多且音、义异殊，怎可能衍生出现代中文里形、音、义高度统一的汉字？
　　那么白话文所用的汉字哪来的呢？笔者认为，它们传承于文言文，而不是现代汉语衍生出来的，更不是作为现代汉语标准语普通话衍生出来的，这才是铁的事实。有人说，文言文不就是古汉语嘛！白话文的汉字从文言文继承而来，不是正好说明“文从语出、文由语生”吗？不，文言文是手写目视的“文”，并不是口说耳听的“语”，虽然有语言学权威人士称文言文为“古汉语”，许多讲文言文的教科书被莫名其妙地冠上了“古汉语”之名，但它终究是文不是语，是手写目视的中文。赵高可指鹿为马，但鹿并不真的变成了马，权威们可指文言文为语，但它也并不由此真的是古汉人口说耳听的语，仍然是古汉人手写（刻）目视的文。所谓古汉语，自然应指古时汉人口说耳听的语言，文言文里的汉字是它的衍生物吗？也不可能。汉字约定俗成，但是非常稳定少变，两三千年前的文今人尚可识得；汉语亦约定俗成，然则变化甚快，虽二三百年就有相当变化，甚至二三十年都有变化，听北京市公交车上售票员报站名的变化就是明证。古汉人留给我们的是文，是甲骨文、金文、大小篆……文言文等，至于他们口说耳听的语言，今人谁也没听到过，即使听到也难有懂者，怎么可能想象他们是如今人诵读文言文那样讲话的。多变的“语”是难以衍生出少变之“文”的，这是普通人的常识。
　　那么文言文里的汉字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甲骨文——刻在骨、甲、竹、木上以形示意的象形文字演变发展来的。那么，甲骨文又是哪儿来的呢？古文献留给我们许多宝贵的信息，诸如“仰则观像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依类象形为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等等，告诉我们它们起源于象形以示意，经千万年逐个约定俗成而为甲骨文。正如现代汉语，其远祖当是伏羲、神农之时，古人以音示意的古汉语，经千万年演变、发展为现代汉语一样，现代汉字也是从以形示意的甲骨文发展、演变而来。以形示意，并不如语言学家们所说，每个文字都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都必须念得出、读准音，然后由音的中介才知义。如果真如此，别说甲骨文、金文，就是先秦典籍，乃至汉唐文献，现今国人还有几人能识得？
　　从普通话的定义中也可看出文非语生。普通话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可见是先有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然后才有普通话，而不是先有普通话然后才有现代白话文。照此说的逻辑，其合理的推论，就应是文衍生语了，而不是语衍生了文。
　　可见，“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汉语第一性，汉字第二性”，“汉字不过是汉语的衍生物”，“同汉语比较，汉字永远处于记录汉语的符号的从属地位”等断言，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假命题。口说耳听、以声达意的汉语，和手写目视、以形示意的中文，是炎黄子孙在相互交际中，自古至今同时运用着的两种最重要的达意工具。在发展中，它们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各有特点和所长，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并不存在谁第一性谁第二性，谁衍生谁，以及谁重要谁次要的问题。
　　
　　二
　　
　　世上有没有一出现就为了记录语言的文字，即由语而衍生、只表音不表意，因而读不出或读不准音就不知义的文字？当然有。
　　不过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如古埃及文字、古苏美尔文字和我国的甲骨文等，都是象形文字，是以形示意的表意文字{2}。至于现在的埃及、伊拉克等国使用的表音文字，并不是他们的表意文字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由于他们的文明中断，文字也被灭绝，以后借用别人文字才成了表音文字。印度古文明和文字的命运，亦相类似。唯独我华夏文明和它的文字，绵延五千年未曾中断。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古老的表意文字会自动演变为表音文字。
　　世界上最早的表音文字，产生于古希腊，它同样是由于外族入侵，文明中断，以后借用腓尼基文字做标音的符号，成为他（借）源的拼音文字。这表音的希腊文字母，通过拉丁文、基利尔文等，演变为欧洲各种拼音文字的字母。到了近代，随着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通过宗教渗透、武装占领、殖民统治等形式迫使许多民族废弃自己的文字，用他们的字母创制新的表音文字。这些他（借）源文字，确实只起直接记录语音的作用。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表明，世界上的自源文字都是以形示意的表意文字，只有那些他（借）源文字是用字母标音的表音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不过是语言的衍生物”，“同语言比较，文字永远处于记录语言的符号的从属地位”，甚至把它们说成是“妈妈与女儿”的关系等说法，充其量只适用于那些仅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他（借）源的拼音文字，并不适用于文字的全体。硬把只适用于表音文字的论断作为对全部文字的通论，把局部当成总体，本是“姐妹”的语与文竟成了“母女”，这似乎是一种逻辑错误。
　　“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的定义，并非我国语言学家的发明创造，首创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我们自己人把它拿来强套到汉字头上，以图进而把汉字“改革”成拼音文字。
　　亚里士多德是当时欧洲最博学的大学者，是他在《工具论·解释篇》中第一次给出“文字是口语的符号”的定义。他怎么会发生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呢？古代史告诉我们，距今四千年左右，希腊先后受到伊奥尼亚人、亚该亚人、多利亚人的三次入侵，古希腊的文明和他们的象形文字、线形文字，都遭灭顶之灾而中断、毁灭。以后才从腓尼基人那里借用了一套符号来标希腊语的音，这些符号就发展成为只具备标音功能的希腊字母。
　　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希腊文明，是其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文字而言，希腊字母是拉丁字母和基利尔字母的原型。拉丁字母是西欧各国字母的原型，基利尔字母则是斯拉夫字母的原型。所以，今天西方各种文字均承袭了希腊字母标音特性的拼音文字。
　　在1916年，瑞典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学生，将老师的遗稿和他们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其论述文字和语言关系一章的第三节中，专门指出有两种文字系统，“一种是表意系统，每一个词各由单独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与该词本身的声音无关。……经典范例，就是汉字”。另一种是表音文字系统。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对于使用汉字的中国人，表意字和口语词，都是代表观念的符号。对于中国人，文字是一种第二语言，如果交谈时有两个词语音相同，他们就可以通过写字表达思想。……相同的书面符号可以代表不同方言（观念相同）的词。”
　　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没有也不可能见到汉字，他根据的是希腊文的情况，给出这样定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已经被纠正快百年的这个错误定义，我国的主流语言学家们还死死地捧着它以为经典，而且还不断扩展它的影响。
　　正是这些“文从语出、文由语生”的错误观念，在理论上，导致我国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字学沦为只有一、二百年历史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成了语言学的奴婢；在实践上，使得语文教学背离了中文特点，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
　　
　　注释
　　{1}见《中国教育报》2003年3月7日语言文字栏
　　{2}（苏）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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