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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浙江省私营企业过60万大关，我觉得浙江经济发展成功有六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等，然后很重要的是家族企业，它们创业的时候有很高的凝聚能力。钱荒也好，人荒也好，走出困境要靠自己。
二是体制外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而在中国特别难。世界上银行的通病是重大轻小，嫌贫爱富。我们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辉煌得益于体制外的金融。
三是从组织体系上来看，我们有500多个产业集群和数以千计的专业市场，分工产生的经济效益很强。
四是浙江民企面向全球发现和开拓市场，我们说有“三个浙江”，一个是本土的浙商，一个是省外的浙商，还有海外的浙商。据统计，有150多万浙江商人在海外，有600多万浙江商人在省外城市。明代、清代时，在中国闽商、浙商、徽商、晋商等有名的商帮中，晋商曾有过几百年的辉煌。在改革开放以后，浙商是做得最成功的，浙商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民营经济，经济发展成果显著。
五是抗危机能力和适应性强。
六是浙江省政府相对开明。
转型时代话“转型”
我们正处于转型、创新的年代，“十二五”时期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转型”。整个“十二五”时期就是探索我们国家怎么转型，我们成功从人均收入100多美元的低水平，达到2010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金，这意味着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们中国为什么要转型？因为我们的竞争武器是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我们也面临四高：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我们能够快速提升GDP，却无法创造高利润；我们可以大量生产产品，却无法创造品牌；我们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却无法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
我们的近忧是通胀，我们的远虑是结构。在城乡结构方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为49%，现在城镇化最大的难题是2亿多农民工没有转化成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关于产业结构，我们农业不稳；工业很大，但是大而不强；服务业不够，没有实现规划指标。从阶层结构来看，我们中产阶层比重只有20%左右，我们的财富结构是金字塔形，不是橄榄形。我们的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39%左右。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导致居民消费率只有35%，消费是最大的障碍，消费短板的背后是分配问题。
我们要通过改变六个过度依赖来实现转型：1.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向以消费为主的协调发展转变；2.从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向商品和资本进出并重转变；3.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4.从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向多元支撑转变；5.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现状，向低碳、绿色、集约发展转变；6.改变一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局面，现在应该要大部分人富起来，使内需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何解决“三荒两高”
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困境是“三荒两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的局面走向局部严重短缺，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出现全面短缺。其次是钱荒加剧，特别是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月息数很高。电荒也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两高”一是指的高成本，用工的成本在上升，融资成本也在上升；二是高税收，就是企业税费负担比较高。
我这几年每年都到浙江来调研几次，我到沿海其他地方也去调查过，发现用工荒是“真荒”，不是“假荒”。从区域来看，不仅是浙江荒，四川、安徽也荒。据统计，安徽省缺工超过50个人的企业达到2300多家，湖北省内企业缺工达到60多万人。温州今年农民工工资同比涨了17%。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这些新情况表明，我们劳动力供求环境在变，人口结构也在变。还有一个就是作用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在弱化，以前是劳动力从中西部向沿海转移，现在出现了回流的趋势。过去是1亿多农民工，70%在外打工，今年开始只有50%在外打工，很多人在本地创业或就业。
我们劳动力供给不仅总量在减少，在结构上也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但他们的就业观、职业观与老一代完全不一样。
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中初中文化以上的占60%以上，而新生代则达到90%以上。从自我认同与未来规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占27%，而第一代农民工只有17.9%。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意识强，懂得怎么用合法的方法处理纠纷。
用工荒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且上升得很快。去年我调查的结果是，企业用工成本至少上升了20%左右，有的企业甚至高达40%。
浙江企业应对用工荒有很多成功案例，有的企业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用工，有的企业与技校合作，主动加强职业教育。我们现在更多是需要技工，怎么让技工不荒？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企业要通过股权激励，让员工持有股份；像早期的股份合作制都是股权激励。有人讲股权激励是金色的梦想、金色的纽带、金色的桥梁、金色的手铐，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还有企业通过完善社保，让员工安心工作。有的企业改善员工管理方式，实行软性管理，用“心”留人。
现在钱荒加剧。由于央行货币政策“银根紧缩”，自2010年以来，先后经历4次加息、12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两次基准利率调整。浙江、江苏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月息30%。我觉得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放开，让民间融资的渠道阳光化、规范化。民营企业融资很难在于我们体制内拿不到钱。相关部门应该把非正规金融问题规范好，让它阳光化。
我们应该允许民间资本来设立金融机构，像台州一样，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中小银行，靠中小银行来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要按照“新36条”规定，来推进民间资本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还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金字塔形的，创业板有几千家，而场外交易企业则数以万计，多层次资本市场很好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另外要发展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鼓励中小企业抱团融资。
用电荒主要是国内自然原因和体制不顺造成的，一方面长江中下游降水减少导致水电减少，另一方面“市场煤和计划电”的体制原因导致发电减少。未来，要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解决电荒“顽疾”。
另外，我们现在的企业家精神需要加强。由于投资环境不优，现在浙商也加入了第三波移民潮流，同时大量的新生代转向考公务员。我们需要重振企业家精神和实业精神。在海外华商中，浙江的企业实力非常雄厚。意大利有30万华人，中间很多是浙江人。意大利有个城市叫普拉托，有18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大部分是浙江人，面对金融危机，他们在当地发展环境不优，有大量浙商希望回到国内发展。
解决用工荒要以人为本。要改革教育制度，加强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发展职业教育，用技术进步来替代劳动力。解决融资难需要规范民间金融，放宽管制，建多层次金融体系，引导游资进入实体经济。解决用电难，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应对高成本，需要实行信息化、自动化、专业化、集约化，通过转型、转移、转行、整合来化解。面对高税费，我们政府对小企业要少取、多予、放活。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来推动商品税的改革，推进创业和中小企业的税收改革，使我们的经济进入减税时代，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 “三荒两高”下的民企突围。
一是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等，然后很重要的是家族企业，它们创业的时候有很高的凝聚能力。钱荒也好，人荒也好，走出困境要靠自己。
二是体制外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是世界性难题，而在中国特别难。世界上银行的通病是重大轻小，嫌贫爱富。我们浙江省民营企业的辉煌得益于体制外的金融。
三是从组织体系上来看，我们有500多个产业集群和数以千计的专业市场，分工产生的经济效益很强。
四是浙江民企面向全球发现和开拓市场，我们说有“三个浙江”，一个是本土的浙商，一个是省外的浙商，还有海外的浙商。据统计，有150多万浙江商人在海外，有600多万浙江商人在省外城市。明代、清代时，在中国闽商、浙商、徽商、晋商等有名的商帮中，晋商曾有过几百年的辉煌。在改革开放以后，浙商是做得最成功的，浙商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民营经济，经济发展成果显著。
五是抗危机能力和适应性强。
六是浙江省政府相对开明。
转型时代话“转型”
我们正处于转型、创新的年代，“十二五”时期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转型”。整个“十二五”时期就是探索我们国家怎么转型，我们成功从人均收入100多美元的低水平，达到2010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金，这意味着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
我们中国为什么要转型？因为我们的竞争武器是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我们也面临四高：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我们能够快速提升GDP，却无法创造高利润；我们可以大量生产产品，却无法创造品牌；我们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却无法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
我们的近忧是通胀，我们的远虑是结构。在城乡结构方面，我们的城镇化率为49%，现在城镇化最大的难题是2亿多农民工没有转化成完全意义上的市民。关于产业结构，我们农业不稳；工业很大，但是大而不强；服务业不够，没有实现规划指标。从阶层结构来看，我们中产阶层比重只有20%左右，我们的财富结构是金字塔形，不是橄榄形。我们的分配结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39%左右。我们这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导致居民消费率只有35%，消费是最大的障碍，消费短板的背后是分配问题。
我们要通过改变六个过度依赖来实现转型：1.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向以消费为主的协调发展转变；2.从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向商品和资本进出并重转变；3.从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4.从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向多元支撑转变；5.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现状，向低碳、绿色、集约发展转变；6.改变一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局面，现在应该要大部分人富起来，使内需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如何解决“三荒两高”
民营企业当前面临的困境是“三荒两高”。劳动力从无限供给的局面走向局部严重短缺，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出现全面短缺。其次是钱荒加剧，特别是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月息数很高。电荒也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两高”一是指的高成本，用工的成本在上升，融资成本也在上升；二是高税收，就是企业税费负担比较高。
我这几年每年都到浙江来调研几次，我到沿海其他地方也去调查过，发现用工荒是“真荒”，不是“假荒”。从区域来看，不仅是浙江荒，四川、安徽也荒。据统计，安徽省缺工超过50个人的企业达到2300多家，湖北省内企业缺工达到60多万人。温州今年农民工工资同比涨了17%。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这些新情况表明，我们劳动力供求环境在变，人口结构也在变。还有一个就是作用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在弱化，以前是劳动力从中西部向沿海转移，现在出现了回流的趋势。过去是1亿多农民工，70%在外打工，今年开始只有50%在外打工，很多人在本地创业或就业。
我们劳动力供给不仅总量在减少，在结构上也发生变化。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体，但他们的就业观、职业观与老一代完全不一样。
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中初中文化以上的占60%以上，而新生代则达到90%以上。从自我认同与未来规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占27%，而第一代农民工只有17.9%。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意识强，懂得怎么用合法的方法处理纠纷。
用工荒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且上升得很快。去年我调查的结果是，企业用工成本至少上升了20%左右，有的企业甚至高达40%。
浙江企业应对用工荒有很多成功案例，有的企业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减少用工，有的企业与技校合作，主动加强职业教育。我们现在更多是需要技工，怎么让技工不荒？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企业要通过股权激励，让员工持有股份；像早期的股份合作制都是股权激励。有人讲股权激励是金色的梦想、金色的纽带、金色的桥梁、金色的手铐，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还有企业通过完善社保，让员工安心工作。有的企业改善员工管理方式，实行软性管理，用“心”留人。
现在钱荒加剧。由于央行货币政策“银根紧缩”，自2010年以来，先后经历4次加息、12次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两次基准利率调整。浙江、江苏一带民间借贷利率最高竟达月息30%。我觉得我们的监管部门应该放开，让民间融资的渠道阳光化、规范化。民营企业融资很难在于我们体制内拿不到钱。相关部门应该把非正规金融问题规范好，让它阳光化。
我们应该允许民间资本来设立金融机构，像台州一样，鼓励民间资本建立中小银行，靠中小银行来解决中小企业的问题。要按照“新36条”规定，来推进民间资本建立中小企业金融机构。还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是金字塔形的，创业板有几千家，而场外交易企业则数以万计，多层次资本市场很好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另外要发展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鼓励中小企业抱团融资。
用电荒主要是国内自然原因和体制不顺造成的，一方面长江中下游降水减少导致水电减少，另一方面“市场煤和计划电”的体制原因导致发电减少。未来，要形成市场化的价格机制，解决电荒“顽疾”。
另外，我们现在的企业家精神需要加强。由于投资环境不优，现在浙商也加入了第三波移民潮流，同时大量的新生代转向考公务员。我们需要重振企业家精神和实业精神。在海外华商中，浙江的企业实力非常雄厚。意大利有30万华人，中间很多是浙江人。意大利有个城市叫普拉托，有18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人，大部分是浙江人，面对金融危机，他们在当地发展环境不优，有大量浙商希望回到国内发展。
解决用工荒要以人为本。要改革教育制度，加强对学生的技能培养，发展职业教育，用技术进步来替代劳动力。解决融资难需要规范民间金融，放宽管制，建多层次金融体系，引导游资进入实体经济。解决用电难，要推行市场化改革。应对高成本，需要实行信息化、自动化、专业化、集约化，通过转型、转移、转行、整合来化解。面对高税费，我们政府对小企业要少取、多予、放活。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来推动商品税的改革，推进创业和中小企业的税收改革，使我们的经济进入减税时代，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 “三荒两高”下的民企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