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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苏联社会性质发生演变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上出现了具有极大腐蚀性的特殊利益集团，即特权阶层。
在苏联研究（“苏联学”）中，“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被大多数西方学者作为对苏联特权阶层的专用称呼，其在俄语中原意是指名录表，简而言之，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①虽然这一称谓的准确性一直因其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受到非西方国家部分学者的质疑，但这一称谓得以大行其道的事实本身即说明苏联特权阶层的来源和属性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质。
一、苏联特权阶层的产生
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会存在享有一定特殊权利的人，对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苏联而言，自然概莫能外。苏联社会中的特权者与特权现象何时发展为特权阶层产生并影响国家政治生活，不同的研究者、评论家曾有不同的解释。
托洛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末论述苏联国家性质（“工人国家”）时，提出苏联已经出现所谓“官僚阶级”，②但此中科学分析的成分并不突出。在中国，最早以“特权阶层”一词界定苏联社会中的一类人群则始于19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时期，这一阶层被称为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③。显然，当时这种对苏联特权阶层的界定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并未經过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与考量，其与当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关联远比与苏联社会研究的关联更为紧密；1980年代后中国报刊中即很少应用“特权阶层”的提法。而苏联解体后，理论界分析其解体和演变原因时重又提起特权阶层问题，认为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依靠自己所占有的职务等级而享有专门优惠条件、并拥有区别于苏联普通大众的自身生活方式和社交圈的“官僚主义或特权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一方面“严重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使党内出现了指导思想上事实上的分歧和分化，对苏联共产党的分化乃至分裂负有不容忽视的责任。④应该指出，这种认识是合乎苏联社会70余年发展历程的特征的，是严格和准确的。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但其滥觞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在列宁尚未去世时的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⑤此即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形成之起始。而后，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同时发放一个装有大量现钞的大信封的所谓“钱袋”制度，以及“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⑥等等特权制度的确立，确乎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等人群享有区别于苏联大众的优厚待遇。斯大林一方面给高级领导干部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他个人又直接掌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频繁的清洗造成这一部分人群组成的高度不稳定，今日的高级干部很可能就是明日的“人民公敌”而惨遭灭门之祸，这使得这些高级领导人严重缺乏个人安全感，经常处于恐怖之中，一个固定的特权阶层也就无从形成了。赫鲁晓夫时期虽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以肉体消灭作为党内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减少高薪、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极大触动了高级领导干部的所享有的特权，因为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与其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赫鲁晓夫的做法自然引起高级领导干部的恐慌和不满，他们称之为“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这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这使干部队伍的稳定逐渐质变为僵化，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保持干部队伍稳定成为重中之重，勃列日涅夫的重要助手、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甚至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这一论断⑦。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晓夫所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得以恢复，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在此基础上，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二、苏联特权阶层的状况及特征
苏联特权阶层之所以享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待遇和特权，取决于其所处的地位而非政治态度等等，因此，官位是界定这一阶层的主要标志。这一阶层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和重要企事业单位的绝对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曾接受高等教育并有机会访问西方国家；同时，这部分人并非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的践行者，信仰与他们无缘，胸怀共产主义理想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他们头脑中早已淡薄，⑧甚至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都被他们弃之不顾。
苏联特权阶层是一个结构严密、内部存在严格等级区分的特殊社会阶层，森严的层级结构决定着这一阶层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上下有别的权利、待遇，但其相同之处在于，其政治面貌几乎是清一色的苏共党员。苏共的领导地位使得特权阶层在享有制度规定的特权之外，还可以自身的地位和权力谋求职权之外的特权，包括信息的享有权，长期以来，特权阶层利用自己在信息掌握中的绝对优势垄断了对信息的获知，使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处于事实上的封闭状态。
以权谋私的特权阶层行为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努力维护自身特权的同时掩盖社会矛盾、粉饰太平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动作。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苏联社会各方面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体却对此视而不见，仍然沉浸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迷梦中。1980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完全是一片天下太平的大好局势，过去一年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未提到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⑨特权阶层生活在一个虚伪的、双重标准的世界中，他们的言行是分裂的，他们的人格是冲突的，一方面以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自居，另一方面大肆盗取并挥霍国家财产，一方面以大众媒体为平台抨击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一味追求奢华和享乐。
干部队伍的稳定以致僵化产生了特权阶层并保证着这一阶层能够继续坐享其成，特权阶层严重脱离群众，不仅表现在其生活待遇及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上。这一阶层是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政策的产物，自然具有趋于保守、安于现状的先天特质。但这一阶层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势力主张回归斯大林时代，“右”派势力有西化的倾向，“中间势力”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所着重考虑的是维护自身特权和既得利益，因而需要维持现状、维护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现政权局面。 三、特权阶层的危害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民经济虽经数十年发展有较大成就，但毋庸置疑，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特别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⑩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仍然是拥有浓厚小生产色彩的国家，平均主义的观念在一般民众中根深蒂固，在全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特别是生活资料较为匮乏的现状下，特权阶层在生活方式上的特殊化必将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更何况特权阶层的组成人员是宣称以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这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群众的关系将起到何种毒化作用，自不待言。
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行为严重败坏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共产党是已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公正、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政党，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奋斗是共产党能够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正是在对贫富分化和缺乏公正的批判中实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当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人们面对自己严禁入内的特供商店、疾驰而过的高级轿车、戒备森严的高级别墅和狩猎场、疗养地，却在日复一日地听着官方的报刊、广播、电视所宣传、灌输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发达社会主义言论时，不能不怀疑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性、公正性甚至是合法性。“对苏联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念最有力的冲击莫过于苏联权贵们自己的表演”。⑾ 从另一方面讲，苏联社会中存在特权阶层的事实，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诋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进而诋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绝好的素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研究苏联特权阶层的专著并不鲜见，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国家在进行对苏宣传和心战中，利用“自由欧洲”电台等平台，着力渲染苏联社会存在的特权现象和特权阶层，使苏联的普通民众通过有限的管道对本国特权阶层的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作为当权者的特权阶层的反感。
特权阶层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是苏联社会最终演变、苏维埃国家最终解体崩溃的助燃剂。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享有的既得利益，因循守旧，仇视改革。从主观意愿上讲，维持现状是特权阶层最高价值目标所在，他们并非力图直接摧毁苏联现存社会制度、促使其社会性质发生演变，但是他们深知改革将损害其切身利益。如果按照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行政命令主导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将不复存在，这将直接影响特权阶层谋求规定之外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因此，必将受到特权阶层各种形式的抵制和阻挠。从国际环境而言，“布拉格之春”使苏共意识到，改革很有可能会导致领导集团的更迭，这对于特权阶层不啻为致命的打击，因而1968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后随即开始了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针上的重大转折，勃列日涅夫直接参与领导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1970年代末，“新经济体制”已经在事实上被实施了“安乐死”，苏联也因而丧失了突破旧有模式狭窄樊篱的大好时机，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固然积重难返，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同样陷入了回天乏术的境地。苏联的最终命运，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已经注定。
注释：
①戴隆斌，《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俄羅斯研究，2004年第3期。
②[波]伊萨克·多伊彻著，《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有趣的是，托洛茨基提出此论断的时候，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也对当时苏联社会的状况提出自己的见解。
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④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⑤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
⑥[俄]Г.А.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312页。
⑦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00页。
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在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中就曾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资料来源：赵刚，《“中国的佛龛”与“苏联信仰”》，http：//zhaogang992001.blogcn.com/
⑨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25页。
⑩就在勃列日涅夫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还有多达7000万苏联城市居民生活在没有自来水的简易房屋中。资料来源：《愿历史不要再简单地重复——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原作者：雅科夫，发布人：wagela ，发布日期： 2005年1月23日，来自：http：//tiexuebbs.bbs.xilu.com
⑾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
在苏联研究（“苏联学”）中，“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被大多数西方学者作为对苏联特权阶层的专用称呼，其在俄语中原意是指名录表，简而言之，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①虽然这一称谓的准确性一直因其具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受到非西方国家部分学者的质疑，但这一称谓得以大行其道的事实本身即说明苏联特权阶层的来源和属性有着鲜明的自身特质。
一、苏联特权阶层的产生
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会存在享有一定特殊权利的人，对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苏联而言，自然概莫能外。苏联社会中的特权者与特权现象何时发展为特权阶层产生并影响国家政治生活，不同的研究者、评论家曾有不同的解释。
托洛茨基在上世纪30年代末论述苏联国家性质（“工人国家”）时，提出苏联已经出现所谓“官僚阶级”，②但此中科学分析的成分并不突出。在中国，最早以“特权阶层”一词界定苏联社会中的一类人群则始于19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时期，这一阶层被称为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基础”③。显然，当时这种对苏联特权阶层的界定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并未經过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与考量，其与当时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的关联远比与苏联社会研究的关联更为紧密；1980年代后中国报刊中即很少应用“特权阶层”的提法。而苏联解体后，理论界分析其解体和演变原因时重又提起特权阶层问题，认为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依靠自己所占有的职务等级而享有专门优惠条件、并拥有区别于苏联普通大众的自身生活方式和社交圈的“官僚主义或特权分子阶层”，这一阶层一方面“严重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使党内出现了指导思想上事实上的分歧和分化，对苏联共产党的分化乃至分裂负有不容忽视的责任。④应该指出，这种认识是合乎苏联社会70余年发展历程的特征的，是严格和准确的。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但其滥觞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在列宁尚未去世时的1923年11月8日，俄共（布）中央决议规定了选拔、分配领导岗位干部的任务，批准了三类官职等级名录的表格，⑤此即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形成之起始。而后，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同时发放一个装有大量现钞的大信封的所谓“钱袋”制度，以及“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⑥等等特权制度的确立，确乎使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等人群享有区别于苏联大众的优厚待遇。斯大林一方面给高级领导干部以各种优厚待遇，同时他个人又直接掌握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频繁的清洗造成这一部分人群组成的高度不稳定，今日的高级干部很可能就是明日的“人民公敌”而惨遭灭门之祸，这使得这些高级领导人严重缺乏个人安全感，经常处于恐怖之中，一个固定的特权阶层也就无从形成了。赫鲁晓夫时期虽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以肉体消灭作为党内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减少高薪、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和定期轮换制，极大触动了高级领导干部的所享有的特权，因为苏联领导干部的特权是与其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赫鲁晓夫的做法自然引起高级领导干部的恐慌和不满，他们称之为“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这也是赫鲁晓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3成员的做法，这使干部队伍的稳定逐渐质变为僵化，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保持干部队伍稳定成为重中之重，勃列日涅夫的重要助手、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甚至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这一论断⑦。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晓夫所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得以恢复，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在此基础上，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二、苏联特权阶层的状况及特征
苏联特权阶层之所以享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待遇和特权，取决于其所处的地位而非政治态度等等，因此，官位是界定这一阶层的主要标志。这一阶层掌握着各级党政军领导机构和重要企事业单位的绝对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曾接受高等教育并有机会访问西方国家；同时，这部分人并非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的践行者，信仰与他们无缘，胸怀共产主义理想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他们头脑中早已淡薄，⑧甚至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都被他们弃之不顾。
苏联特权阶层是一个结构严密、内部存在严格等级区分的特殊社会阶层，森严的层级结构决定着这一阶层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上下有别的权利、待遇，但其相同之处在于，其政治面貌几乎是清一色的苏共党员。苏共的领导地位使得特权阶层在享有制度规定的特权之外，还可以自身的地位和权力谋求职权之外的特权，包括信息的享有权，长期以来，特权阶层利用自己在信息掌握中的绝对优势垄断了对信息的获知，使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处于事实上的封闭状态。
以权谋私的特权阶层行为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努力维护自身特权的同时掩盖社会矛盾、粉饰太平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动作。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苏联社会各方面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体却对此视而不见，仍然沉浸于“发达社会主义”的迷梦中。1980年1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完全是一片天下太平的大好局势，过去一年所有决议都是一致通过的，未提到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⑨特权阶层生活在一个虚伪的、双重标准的世界中，他们的言行是分裂的，他们的人格是冲突的，一方面以人民和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自居，另一方面大肆盗取并挥霍国家财产，一方面以大众媒体为平台抨击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一味追求奢华和享乐。
干部队伍的稳定以致僵化产生了特权阶层并保证着这一阶层能够继续坐享其成，特权阶层严重脱离群众，不仅表现在其生活待遇及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上。这一阶层是勃列日涅夫“稳定干部队伍”政策的产物，自然具有趋于保守、安于现状的先天特质。但这一阶层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势力主张回归斯大林时代，“右”派势力有西化的倾向，“中间势力”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所着重考虑的是维护自身特权和既得利益，因而需要维持现状、维护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现政权局面。 三、特权阶层的危害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民经济虽经数十年发展有较大成就，但毋庸置疑，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距离，特别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⑩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仍然是拥有浓厚小生产色彩的国家，平均主义的观念在一般民众中根深蒂固，在全民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特别是生活资料较为匮乏的现状下，特权阶层在生活方式上的特殊化必将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更何况特权阶层的组成人员是宣称以解放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己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这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群众的关系将起到何种毒化作用，自不待言。
特权阶层的存在及其行为严重败坏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共产党是已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公正、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最终目标的政党，为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奋斗是共产党能够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正是在对贫富分化和缺乏公正的批判中实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当作为普通劳动者的人们面对自己严禁入内的特供商店、疾驰而过的高级轿车、戒备森严的高级别墅和狩猎场、疗养地，却在日复一日地听着官方的报刊、广播、电视所宣传、灌输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发达社会主义言论时，不能不怀疑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性、公正性甚至是合法性。“对苏联社会主义传统价值观念最有力的冲击莫过于苏联权贵们自己的表演”。⑾ 从另一方面讲，苏联社会中存在特权阶层的事实，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诋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进而诋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提供了绝好的素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研究苏联特权阶层的专著并不鲜见，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国家在进行对苏宣传和心战中，利用“自由欧洲”电台等平台，着力渲染苏联社会存在的特权现象和特权阶层，使苏联的普通民众通过有限的管道对本国特权阶层的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加剧了普通民众对作为当权者的特权阶层的反感。
特权阶层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是苏联社会最终演变、苏维埃国家最终解体崩溃的助燃剂。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享有的既得利益，因循守旧，仇视改革。从主观意愿上讲，维持现状是特权阶层最高价值目标所在，他们并非力图直接摧毁苏联现存社会制度、促使其社会性质发生演变，但是他们深知改革将损害其切身利益。如果按照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路线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行政命令主导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将不复存在，这将直接影响特权阶层谋求规定之外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因此，必将受到特权阶层各种形式的抵制和阻挠。从国际环境而言，“布拉格之春”使苏共意识到，改革很有可能会导致领导集团的更迭，这对于特权阶层不啻为致命的打击，因而1968年苏联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后随即开始了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针上的重大转折，勃列日涅夫直接参与领导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1970年代末，“新经济体制”已经在事实上被实施了“安乐死”，苏联也因而丧失了突破旧有模式狭窄樊篱的大好时机，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固然积重难返，其他错综复杂的矛盾也同样陷入了回天乏术的境地。苏联的最终命运，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已经注定。
注释：
①戴隆斌，《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俄羅斯研究，2004年第3期。
②[波]伊萨克·多伊彻著，《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页。有趣的是，托洛茨基提出此论断的时候，罗曼·罗兰等著名作家也对当时苏联社会的状况提出自己的见解。
③《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转引自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④江流、徐葵、单天伦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⑤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3期。
⑥[俄]Г.А.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0—312页。
⑦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00页。
⑧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在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中就曾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资料来源：赵刚，《“中国的佛龛”与“苏联信仰”》，http：//zhaogang992001.blogcn.com/
⑨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125页。
⑩就在勃列日涅夫鼓吹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还有多达7000万苏联城市居民生活在没有自来水的简易房屋中。资料来源：《愿历史不要再简单地重复——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原作者：雅科夫，发布人：wagela ，发布日期： 2005年1月23日，来自：http：//tiexuebbs.bbs.xilu.com
⑾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