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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现代化是指随着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所引起的从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了一个好头。但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还是经历了艰辛和坎坷，但向这一目标发展和进步的总趋势一直没有改变。而且，在新时期，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辛亥革命 中国 政治现代化 亨廷顿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没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但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是不能抹杀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俗方面都有很好的体现。本文拟从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一、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中提到：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亨廷顿关于政治现代化的解释理解为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政治关系的平衡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选举的大众化、政治行为的法治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分化等这些具体的要素。当然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现代化并不具备所有这些要素，而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但正是这个初步的探索，打开了国人期盼政治现代化的理想阀门。
（1）权威的合理化
权威的合理化，要求以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世俗权威取代各种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政治权威。辛亥革命首先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经验表明，要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强势政府。亨廷顿指出，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虽然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一定以废除皇权为前提，如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就没有废除反而加强了天皇的权力，但前提是日本在幕府末期通过尊王论和国学确立了天皇权力的权威。相比之下，但是，中国的晚清政府却是一个权威日益丧尽的弱势政府，它不仅无能解除国家的危难，甚至还与外来侵略者勾结镇压本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显然这样的一个政权是不可能带领中国开启政治现代化的大门的。其次，辛亥革命在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从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是使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最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寿终正寝，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实现了以新的世俗化、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代替旧的家庭政治权威，也就实现了权威的合理化。
（2）构的分离
结构的分离，也可以叫作政治功能的专门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对政治的功能专门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西方，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曾伴随着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出现以及职能的区分。主要体现在行政、立法、司法朝着越来越自主的方向发展，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就是一个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制度。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想，就是以“五权分立”为其措施。五权分立，由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发展而来，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彼此独立并相互制约。
1912年1月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独立行使立法权并有权对总统进行监督、弹劾。临时大总统总揽国家行政权，拥有最高行政权，但某些职权还须受议会同意权的限制。临时大总统之下分设各部，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事务并对其负责。法院执行司法权，为全国最高司法行政机构。中华民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分开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成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责任内阁。可见，中华民国关于政府政治原则的设计，是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的构架，同时也促进了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发展。
（3）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美国政治学家马克·皮特拉克认为：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希望。可见，公民政治参与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辛亥革命一个很突出的功绩就在于它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中华民国虽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受此影响，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开始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听从皇帝命令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也空前的活跃了起来，群众活动也有所增多。辛亥革命的这个影响，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了基础。
很显然，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应该是奠基性的。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它最终并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但是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辛亥革命已经过去百年，但是政治现代化一直是国人追求的梦想。不论是五四运动对民主的呐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联合政府的追求，抑或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辛亥革命先烈们开创的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二、 当前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提到当前的政治现代化，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和是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当代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经济的现代化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现代化，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国家追求甚至正在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障碍。 （1）权威和理化的延续
首先，从权威的合理性来看。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权威的合理性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成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来看，我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使用专制的方法来对待敌对势力以维持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它们是参政党。另外，现代化政治是以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为特征的，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而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早已经深入人心，在我国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践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并就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我们党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结构分离的突进
其次，从结构的分离来看，我们国家目前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党政仍然不分，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这显然是和结构的分离，也就是和政治功能的专门化是相背离的。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围绕着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的双重目标，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进一步实现了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大大减少。机构改革的绩效要给予肯定，但仍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实行党政分开。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是针对党和政府的职能混淆、以党代政的现象而提出的。通过党政分离可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真正发挥党的总揽全局的作用，管好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管好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除了党政分开，在行政体制方面，还应该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部门的干预；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3）政治参与的开放
最后，从扩大政治参与来看。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六大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就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构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加大了解决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的力度，把社会公平正义赋予了民主新意。当然，尽管我国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够高，参与的领域不够广、参与的程度不够深、参与的机制和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而且现有的参与中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情感型参与多于理性化参与。按照中共十七大的精神，要做到公民有序、广泛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通过立法手段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安排，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参政权、监督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一个具體、有序的行动过程。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8-89.
[2]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320.
[3] 王继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3）：3-6.
作者简介：黄剑（1987.08—），男，江西上饶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关键词]辛亥革命 中国 政治现代化 亨廷顿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辛亥革命没能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实现民族独立，但辛亥革命的积极意义是不能抹杀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俗方面都有很好的体现。本文拟从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分析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以及当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一、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文中提到：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我们也可以把亨廷顿关于政治现代化的解释理解为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政治关系的平衡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选举的大众化、政治行为的法治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分化等这些具体的要素。当然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现代化并不具备所有这些要素，而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但正是这个初步的探索，打开了国人期盼政治现代化的理想阀门。
（1）权威的合理化
权威的合理化，要求以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世俗权威取代各种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政治权威。辛亥革命首先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经验表明，要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强势政府。亨廷顿指出，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虽然民主政治的存在和发展并不一定以废除皇权为前提，如日本的现代化的成功，就没有废除反而加强了天皇的权力，但前提是日本在幕府末期通过尊王论和国学确立了天皇权力的权威。相比之下，但是，中国的晚清政府却是一个权威日益丧尽的弱势政府，它不仅无能解除国家的危难，甚至还与外来侵略者勾结镇压本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显然这样的一个政权是不可能带领中国开启政治现代化的大门的。其次，辛亥革命在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从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以往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是使作为封建社会制度最主要象征的专制政治体制寿终正寝，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实现了以新的世俗化、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代替旧的家庭政治权威，也就实现了权威的合理化。
（2）构的分离
结构的分离，也可以叫作政治功能的专门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对政治的功能专门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西方，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曾伴随着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出现以及职能的区分。主要体现在行政、立法、司法朝着越来越自主的方向发展，比如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就是一个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制度。而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思想，就是以“五权分立”为其措施。五权分立，由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发展而来，即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五权彼此独立并相互制约。
1912年1月修正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责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独立行使立法权并有权对总统进行监督、弹劾。临时大总统总揽国家行政权，拥有最高行政权，但某些职权还须受议会同意权的限制。临时大总统之下分设各部，辅佐临时大总统办理事务并对其负责。法院执行司法权，为全国最高司法行政机构。中华民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分开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成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责任内阁。可见，中华民国关于政府政治原则的设计，是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的构架，同时也促进了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发展。
（3）政治参与的扩大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活动施加影响的活动，其目的是使自身的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得到最大的满足。美国政治学家马克·皮特拉克认为：公民参与是民主的希望。可见，公民政治参与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辛亥革命一个很突出的功绩就在于它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解放。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中华民国虽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开始吹拂古老的中国大地，砸碎了“忠君尽道”的封建专制文化的枷锁，人们开始用新的道德观念核心的价值观念思考问题认识社会，封建道德日益为人民所遗弃。受此影响，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开始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听从皇帝命令的臣民，而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以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也空前的活跃了起来，群众活动也有所增多。辛亥革命的这个影响，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准备了基础。
很显然，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应该是奠基性的。虽然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它最终并没有使中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但是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辛亥革命已经过去百年，但是政治现代化一直是国人追求的梦想。不论是五四运动对民主的呐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联合政府的追求，抑或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辛亥革命先烈们开创的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二、 当前政治现代化的任务
提到当前的政治现代化，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和是政治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当代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经济的现代化不能完全概括中国的现代化，单一的经济现代化的国家追求甚至正在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障碍。 （1）权威和理化的延续
首先，从权威的合理性来看。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权威的合理性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成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来看，我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使用专制的方法来对待敌对势力以维持人民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它们是参政党。另外，现代化政治是以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为特征的，一个国家实现法治的状况是衡量其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而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早已经深入人心，在我国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实践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并就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我们党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结构分离的突进
其次，从结构的分离来看，我们国家目前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党政仍然不分，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这显然是和结构的分离，也就是和政治功能的专门化是相背离的。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围绕着精简机构和转变职能的双重目标，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些改革进一步实现了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大大减少。机构改革的绩效要给予肯定，但仍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能，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实行党政分开。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职能分开，是针对党和政府的职能混淆、以党代政的现象而提出的。通过党政分离可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真正发挥党的总揽全局的作用，管好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管好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除了党政分开，在行政体制方面，还应该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部门的干预；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3）政治参与的开放
最后，从扩大政治参与来看。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参与政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六大在论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就提出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构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加大了解决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的力度，把社会公平正义赋予了民主新意。当然，尽管我国在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够高，参与的领域不够广、参与的程度不够深、参与的机制和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而且现有的参与中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情感型参与多于理性化参与。按照中共十七大的精神，要做到公民有序、广泛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机制，通过立法手段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安排，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参政权、监督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一个具體、有序的行动过程。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8-89.
[2]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320.
[3] 王继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3）：3-6.
作者简介：黄剑（1987.08—），男，江西上饶人，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