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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对工资性收入、择业能力、创业行为及职业发展等影响效果的微观数据，分析了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并探讨职业培训与新生代农民工预期收益的契合度。结果表明，当前职业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效应主要表现为提高工资性收入，具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对职业发展、择业就业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培训内容、形式和途径有待完善。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职业培训；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9-0058-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人口红利，尤其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在出口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11月，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增长1.7%。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近年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民工荒”问题，劳动力工资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矛盾，将导致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面临消失。厉以宁提出了新人口红利的观点，认为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廉价劳动力红利、技工红利、高级技工红利和专业人才红利的新旧人口红利替代过程，技工时代的新人口红利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增长源泉[1]。显然，提升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乡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产生新人口红利，迎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工资收入，融入城市[2]。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本回报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和经验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贡献，按不同行业、职业和收入水平估算收益率。罗锋等对珠三角地区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培训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作用显著[3]，由于采用的是OLS估计，未解决效益评估中的选择偏差。孟宪生等利用配对估计考察就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培训的回报大约在22%左右[4]，但该研究未考虑年龄因素的差异和影响。数据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重均有提高①。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培训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和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虑平均处理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分布，调查选择南昌市、东莞市、郑州市和重庆市4个城市，选择农民工就业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每个城市、每个行业各随机选择50名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800份。剔除其中有缺失值和违背逻辑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735份。采用结构式问卷设计，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参加培训情况、就业状况、职业规划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方法
职业培训通过提高劳动技能和个人素质而带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具体可表现在提高工资收入、获得职位发展、提高福利待遇、提升创业就业能力等。由于不可能得到同一个个体在相同时间内参与和不参与职业培训的两种结果，采用匹配估计方法解决选择偏差效应。
本文假设农民工在其受教育程度一定的情况下，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是通过培训获得的，探讨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分为18～24岁和25～34岁两个年龄段，即90后与80后）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即培训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根据 Rubin （1974）所提出“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的鲁宾因果模型（Rubin causal model），以虚拟变量Di={0，1}表示个体i是否参与职业培训，存在两种产出状态，即参加培训（Traini=1）与不参加培训（Traini=0）。
参与培训的决策不是一个随机的决定，是农民工“自选择”的结果，在培训决策非随机的情形下，引入识别性假设条件来解决或减缓自选择偏差。一种可行的识别策略是引入条件独立假设，参与职业培训与否由个体特征变量X决定。变量在决定是否参加培训时也决定了其产出效应，二者正相关。为了考察培训的处理效应，根据Rosenbaum和Rubin的定义，在一个“反事实框架”下，将不能观测到的结果定义为反事实结果。对于农民工个体i，参加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可表示为：
τi=P·[E（Y1│Train=1）-E（Y0│Train=1）] （1-P）·[E（Y1│Train=0）-E（Y0│Train=0）] （1）
其中，P是样本中农民工参与培训（Train=1）的概率。由于反事实的结果E（Y0│Train=1）和E（Y1│Train=0）是无法观测到的，通常是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reated），定义如下：
τATT=E（τ|Train=1）=E（Y1 |Train=1）-E（Y0 |Train=1）（2）
为了获得反事实的处理结果，可以采用匹配法来分析，即：找到属于控制组（control group）的某个体j，使得个体j与个体i的可测变量取值尽可能相似（匹配），基于条件独立假设，创造随机试验条件进行参与培训和未参与培训的效应比较。则参与职业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如下式所示： τATT=E（p（x）|Train=1） {E（Y1│Train=1，P（X））-E（Y0 |Train=0，P（X））} （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实施步骤为：（1）考虑到职业培训的参与决策是个二元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算倾向得分，得到样本个体的倾向得分值；（2）根据倾向得分估算结果，选择匹配算法。本文采用非精确匹配常用的三种方法（Becker and Ichino，2002）：最邻近匹配（nearest-neighbor-matching）、域阀和半径匹配（caliper and 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
倾向得分匹配的三种方法各有特点：如果配对的未参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参与者，那么最邻近法的匹配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好的保证，最为适合；如果配对的参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未参与者的数量，就要把信息的数量放第一位，而匹配的质量放在第二位，核匹配法是最佳选择；如果两组的数量相当，或者差距不大，可以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来考察所估计效应的稳健性。
三、估计结果分析
（一）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效应
选择农民工的年工资性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剔除未通过1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自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1，其中半径匹配的容忍值为0.1，核匹配选择Epanechnikov核函数。
表1 职业培训对工资性收入的效应评估（单位：元/年）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6223.2*** 1953.6 7632.4*** 2313.7
域阀和半径匹配 6279.1*** 1873.5 7541.2*** 2153.1
核匹配 5950.1*** 1546.3 7212.6*** 1977.5
注：***表示通过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结果表明，职业培训显著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性年收入，均通过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18～24岁“90后”农民工的平均处理效应在5950～6279元之间，平均为6151元/年。核匹配估计的处理效应值最小，域阀和半径匹配的处理效应最大，相对于反事实构建的未参与培训的处理组，年平均收入提高22%；25～34岁“80后”农民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7212～7632元之间，平均为7641元/年，比“90后”农民工高出1490元/年，年平均收入提高了25.6%，略高于前者。
职业培训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具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80后农民工较之90后农民工由于工龄更长、工作经验相对丰富、择业面更广等原因，由培训促进收入提高的作用更明显。
（二）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的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长期留在城市，就业态度区别于上一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份工资，而是有更多的目标和预期，希望能尽快找到更稳定、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这就对他们的择业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一个人具有更高择业能力时，就容易获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通常会考虑重新选择一个工资收入更高、发展预期更好的岗位。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以6个月内“是否主动更换过工作或单位”“对新工作是否满意”为指标，构建了一个衡量择业能力的虚拟变量，将更换了工作且对新工作满意的赋值为“1”，将已更换工作但对新工作不满意的赋值为“0”。在样本中剔除未更换工作的群体。从表2所示的结果看，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表2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择业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11 0.013 0.007 0.010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08 0.011 0.006 0.007
核匹配 0.006 0.012 0.007 0.009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效应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规划方面对创业的愿望强烈。有超过40%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性的，希望将来能自己创业，以便可以更好地留在城市。本文将职业培训对创业的效应作为单独的产出变量，观测其是否有促进作用，估计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职业培训对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的创业行为不产生效应，不能提升其创业能力，只能解决眼前的就业问题。
表3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创业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05 0.010 0.004 0.007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03 0.003 0.002 0.007
核匹配 -0.013 0.007 0.002 0.005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期望值更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更加看重工作稳定与否，将来是否有职位晋升空间和发展前途。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愿望都比较强烈。本文将高级职位（管理者、高级技工、技工等）赋值为“1”，将普通职业（普工、行政职员、一般性服务工作）赋值为“0”，构建了一个衡量职位发展的虚拟变量。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效应评估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62 0.053 0.252*** 0.075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19 0.037 0.205** 0.072 核匹配 0.007 0.041 0.193** 0.071
注：**、***分别表示通过5%和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三种算法均表明，职业培训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而对80后农民工有一定的作用。这说明职业培训并不能对所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起作用，特别是90后农民工所接受的培训多数是对应所在岗位的操作性培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资历，一般性的技术培训不能帮助他们在短期内获得职业发展。从估计结果看，培训对职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较小，约为20%左右的效应，这可能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总体偏低的原因。
（五）不同培训类型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效果
常见的职业培训依据组织者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培训、企业自办型培训、政府企业合作型培训、公益组织型培训等，还有一类是个人自主选择型培训。
针对参与培训的样本，根据其参与培训的类型不同，进一步探讨职业培训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的影响。以月平均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以政府主导型培训作为参照，引入其他各类型培训为虚拟变量。在Mincer方程的基础上考虑个体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地点和所在行业等控制变量。OLS估计结果见表5。
结果表明，企业自办型培训对收入提高最明显，政府企业合作型的次之，且两者差异不大，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公益组织型和自主选择型培训对收入提高的作用也高于政府主导型，均通过10%以上的显著性检验。
表5 不同培训类型的Mincer方程回归估计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企业自办型培训 0.926*** 0.271
自主选择型培训 0.756* 0.248
公益组织型培训 0.497* 0.313
政府、企业合作型培训 0.847** 0.352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倾向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参与职业培训的实际收益能否达到其预期收益，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
第一，职业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对80后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作用更大，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加强引导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目前的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创业行为、职业发展等正向效应不明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些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为关注的方面。由于职业培训效果与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发展诉求存在明显差距，这会降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
第三，当前的职业培训大多集中于初级的技术培训，从培训的目的、内容、形式等方面并没有关注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需求[5]，对知识技能培训方面仍存在系统性、全面性不够的问题，不能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和创业需求。一些体制性因素，如政府职能缺位、无序的劳动力市场、社会培训体系滞后等，也会阻碍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市场化。
第四，企业组织开展的培训虽然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一定作用，但企业通常只提供专门性技术培训，很少对农民工进行通用性知识培训，这不利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全面提高。而政府相关部门更加注重管理职能，或存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导致所提供的培训内容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实际需求。
（二）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但职业技能素质整体偏低，这无疑会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现实来看，存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低、培训实际效果和利益诉求不一致、培训导向与需求导向脱节、组织形式结构不合理以及经费来源结构失衡等问题。
第一，国家应该明确将农民工职业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做好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制订政策措施，提供面向农民工职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系统性的工作，随着市场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力度不断增大，政府角色如何适应职业教育区域化与职业化的特点已经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各级政府部门仍然是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有效开展除了取决于培训自身体系的优化之外，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要加强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协调好学校等培训机构和市场、企业等方面的关系。
第二，应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色，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具体路径。当前已基本形成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培训机构、中介机构、行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农民工培训供给机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他们的工资收入、思想观念、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中，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有了新的需求。在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一是要根据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特点，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路径，职业培训要紧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产学互动，切实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二是要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开展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由生存性择业向发展性择业转变的新需求，尤其要鼓励企业自办型培训和政府企业合作型职业培训。
第三，应健全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投入机制，强化经费财政保障，保障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一是坚持以政府经费投入为重点，强化政府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在财政支出中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二是落实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培训资金投入，消除企业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流动性大带来的投资回报外溢的顾虑，对积极投入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企业，应给予减免企业税收等优惠政策；三是鼓励社会力量资助或参与农民工职业培训。农民工职业培训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特征，要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支持，让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活与发展；四是要引导农民工个人积极进行自我投资，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社会宣传，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职业培训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完善就业准入制度，严格职业资格证书，有效刺激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完善就业准入制度要求农民工在上岗前必须取得相应的劳动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这种门槛限制有利于转变农民工的就业观念，激发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同时也有利于规范企业招工用工制度，减少企业为了短期利益而出现随意用工的现象，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1]厉以宁.经济发展的优势[J].中国流通经济，2012（12）：65-68.
[2]吕莉敏，马建富.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4）：54-62.
[3]罗锋，黄丽.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1（1）：10-18.
[4]孟宪生，关凤利，唐哲一.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的决定因素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52-55.
[5]姜鑫磊.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4（2）：88-89.
Effect Evaluation of Human Capital Avai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Micro-data from Vocational Training
Liu Jun， Tan Genmei， Xu Xiangyun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icro-data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effects on human-capital improve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method of PSM， and discussed if vocational training fi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r no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ocational training ca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wages， but it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ability， and the content， form and way of vocational-training should be perfect.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uman capital avail； vocational training； effects assessment
Author Liu J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 Tan Genmei， lecturer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Xu Xiangyun，professor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职业培训；效应评价
中图分类号 G72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19-0058-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人口红利，尤其是来自乡村地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推动了中国经济在出口驱动下的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11月，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接近2.69亿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亿人，增长1.7%。而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25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近年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民工荒”问题，劳动力工资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矛盾，将导致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面临消失。厉以宁提出了新人口红利的观点，认为一国在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廉价劳动力红利、技工红利、高级技工红利和专业人才红利的新旧人口红利替代过程，技工时代的新人口红利将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增长源泉[1]。显然，提升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乡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是产生新人口红利，迎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通过职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职业选择、工资收入，融入城市[2]。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状况、人力资本回报等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和经验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的贡献，按不同行业、职业和收入水平估算收益率。罗锋等对珠三角地区96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培训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作用显著[3]，由于采用的是OLS估计，未解决效益评估中的选择偏差。孟宪生等利用配对估计考察就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培训的回报大约在22%左右[4]，但该研究未考虑年龄因素的差异和影响。数据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7%，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重均有提高①。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培训对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和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本文基于微观数据，考虑平均处理效应，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效应。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样本分布，调查选择南昌市、东莞市、郑州市和重庆市4个城市，选择农民工就业较集中的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每个城市、每个行业各随机选择50名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共发放问卷800份。剔除其中有缺失值和违背逻辑等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735份。采用结构式问卷设计，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参加培训情况、就业状况、职业规划等主要内容。
（二）分析方法
职业培训通过提高劳动技能和个人素质而带来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具体可表现在提高工资收入、获得职位发展、提高福利待遇、提升创业就业能力等。由于不可能得到同一个个体在相同时间内参与和不参与职业培训的两种结果，采用匹配估计方法解决选择偏差效应。
本文假设农民工在其受教育程度一定的情况下，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是通过培训获得的，探讨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分为18～24岁和25～34岁两个年龄段，即90后与80后）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即培训的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根据 Rubin （1974）所提出“反事实框架”（counterfactual framework）的鲁宾因果模型（Rubin causal model），以虚拟变量Di={0，1}表示个体i是否参与职业培训，存在两种产出状态，即参加培训（Traini=1）与不参加培训（Traini=0）。
参与培训的决策不是一个随机的决定，是农民工“自选择”的结果，在培训决策非随机的情形下，引入识别性假设条件来解决或减缓自选择偏差。一种可行的识别策略是引入条件独立假设，参与职业培训与否由个体特征变量X决定。变量在决定是否参加培训时也决定了其产出效应，二者正相关。为了考察培训的处理效应，根据Rosenbaum和Rubin的定义，在一个“反事实框架”下，将不能观测到的结果定义为反事实结果。对于农民工个体i，参加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可表示为：
τi=P·[E（Y1│Train=1）-E（Y0│Train=1）] （1-P）·[E（Y1│Train=0）-E（Y0│Train=0）] （1）
其中，P是样本中农民工参与培训（Train=1）的概率。由于反事实的结果E（Y0│Train=1）和E（Y1│Train=0）是无法观测到的，通常是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reated），定义如下：
τATT=E（τ|Train=1）=E（Y1 |Train=1）-E（Y0 |Train=1）（2）
为了获得反事实的处理结果，可以采用匹配法来分析，即：找到属于控制组（control group）的某个体j，使得个体j与个体i的可测变量取值尽可能相似（匹配），基于条件独立假设，创造随机试验条件进行参与培训和未参与培训的效应比较。则参与职业培训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的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如下式所示： τATT=E（p（x）|Train=1） {E（Y1│Train=1，P（X））-E（Y0 |Train=0，P（X））} （3）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实施步骤为：（1）考虑到职业培训的参与决策是个二元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算倾向得分，得到样本个体的倾向得分值；（2）根据倾向得分估算结果，选择匹配算法。本文采用非精确匹配常用的三种方法（Becker and Ichino，2002）：最邻近匹配（nearest-neighbor-matching）、域阀和半径匹配（caliper and 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
倾向得分匹配的三种方法各有特点：如果配对的未参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参与者，那么最邻近法的匹配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好的保证，最为适合；如果配对的参与者的数量远远多于未参与者的数量，就要把信息的数量放第一位，而匹配的质量放在第二位，核匹配法是最佳选择；如果两组的数量相当，或者差距不大，可以综合运用这三种方法来考察所估计效应的稳健性。
三、估计结果分析
（一）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效应
选择农民工的年工资性收入作为产出变量，剔除未通过1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自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1，其中半径匹配的容忍值为0.1，核匹配选择Epanechnikov核函数。
表1 职业培训对工资性收入的效应评估（单位：元/年）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6223.2*** 1953.6 7632.4*** 2313.7
域阀和半径匹配 6279.1*** 1873.5 7541.2*** 2153.1
核匹配 5950.1*** 1546.3 7212.6*** 1977.5
注：***表示通过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结果表明，职业培训显著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性年收入，均通过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18～24岁“90后”农民工的平均处理效应在5950～6279元之间，平均为6151元/年。核匹配估计的处理效应值最小，域阀和半径匹配的处理效应最大，相对于反事实构建的未参与培训的处理组，年平均收入提高22%；25～34岁“80后”农民工的平均处理效应为7212～7632元之间，平均为7641元/年，比“90后”农民工高出1490元/年，年平均收入提高了25.6%，略高于前者。
职业培训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具有较高的投入回报率。80后农民工较之90后农民工由于工龄更长、工作经验相对丰富、择业面更广等原因，由培训促进收入提高的作用更明显。
（二）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的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长期留在城市，就业态度区别于上一代农民工，不仅仅是为了谋一份工资，而是有更多的目标和预期，希望能尽快找到更稳定、工作条件更好的工作，这就对他们的择业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一个人具有更高择业能力时，就容易获得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通常会考虑重新选择一个工资收入更高、发展预期更好的岗位。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以6个月内“是否主动更换过工作或单位”“对新工作是否满意”为指标，构建了一个衡量择业能力的虚拟变量，将更换了工作且对新工作满意的赋值为“1”，将已更换工作但对新工作不满意的赋值为“0”。在样本中剔除未更换工作的群体。从表2所示的结果看，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表2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择业能力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11 0.013 0.007 0.010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08 0.011 0.006 0.007
核匹配 0.006 0.012 0.007 0.009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的效应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规划方面对创业的愿望强烈。有超过40%的人认为自己现在的工作只是暂时性的，希望将来能自己创业，以便可以更好地留在城市。本文将职业培训对创业的效应作为单独的产出变量，观测其是否有促进作用，估计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职业培训对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的创业行为不产生效应，不能提升其创业能力，只能解决眼前的就业问题。
表3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创业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05 0.010 0.004 0.007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03 0.003 0.002 0.007
核匹配 -0.013 0.007 0.002 0.005
（四）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效应
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期望值更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更加看重工作稳定与否，将来是否有职位晋升空间和发展前途。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愿望都比较强烈。本文将高级职位（管理者、高级技工、技工等）赋值为“1”，将普通职业（普工、行政职员、一般性服务工作）赋值为“0”，构建了一个衡量职位发展的虚拟变量。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见表4。
表4 职业培训对农民工职业发展的效应评估
匹配方法 18～24岁 25～34岁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最邻近匹配 0.062 0.053 0.252*** 0.075
域阀和半径匹配 0.019 0.037 0.205** 0.072 核匹配 0.007 0.041 0.193** 0.071
注：**、***分别表示通过5%和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三种算法均表明，职业培训对90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而对80后农民工有一定的作用。这说明职业培训并不能对所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起作用，特别是90后农民工所接受的培训多数是对应所在岗位的操作性培训，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资历，一般性的技术培训不能帮助他们在短期内获得职业发展。从估计结果看，培训对职业发展所起的作用较小，约为20%左右的效应，这可能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总体偏低的原因。
（五）不同培训类型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效果
常见的职业培训依据组织者不同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培训、企业自办型培训、政府企业合作型培训、公益组织型培训等，还有一类是个人自主选择型培训。
针对参与培训的样本，根据其参与培训的类型不同，进一步探讨职业培训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提高的影响。以月平均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以政府主导型培训作为参照，引入其他各类型培训为虚拟变量。在Mincer方程的基础上考虑个体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就业地点和所在行业等控制变量。OLS估计结果见表5。
结果表明，企业自办型培训对收入提高最明显，政府企业合作型的次之，且两者差异不大，分别通过1%和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公益组织型和自主选择型培训对收入提高的作用也高于政府主导型，均通过10%以上的显著性检验。
表5 不同培训类型的Mincer方程回归估计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差
企业自办型培训 0.926*** 0.271
自主选择型培训 0.756* 0.248
公益组织型培训 0.497* 0.313
政府、企业合作型培训 0.847** 0.352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主要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倾向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参与职业培训的实际收益能否达到其预期收益，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意愿。
第一，职业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对80后新生代农民工提升作用更大，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加强引导和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目前的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能力、创业行为、职业发展等正向效应不明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些却正是新生代农民工较为关注的方面。由于职业培训效果与新生代农民工多元化发展诉求存在明显差距，这会降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
第三，当前的职业培训大多集中于初级的技术培训，从培训的目的、内容、形式等方面并没有关注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需求[5]，对知识技能培训方面仍存在系统性、全面性不够的问题，不能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择业和创业需求。一些体制性因素，如政府职能缺位、无序的劳动力市场、社会培训体系滞后等，也会阻碍人力资本投资机制的市场化。
第四，企业组织开展的培训虽然对提高农民工工资有一定作用，但企业通常只提供专门性技术培训，很少对农民工进行通用性知识培训，这不利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全面提高。而政府相关部门更加注重管理职能，或存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导致所提供的培训内容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实际需求。
（二）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源。但职业技能素质整体偏低，这无疑会制约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现实来看，存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参与率低、培训实际效果和利益诉求不一致、培训导向与需求导向脱节、组织形式结构不合理以及经费来源结构失衡等问题。
第一，国家应该明确将农民工职业培训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做好宏观指导和综合协调，制订政策措施，提供面向农民工职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农民工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系统性的工作，随着市场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力度不断增大，政府角色如何适应职业教育区域化与职业化的特点已经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各级政府部门仍然是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农民工职业培训的有效开展除了取决于培训自身体系的优化之外，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要加强政府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协调好学校等培训机构和市场、企业等方面的关系。
第二，应结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特色，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具体路径。当前已基本形成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培训机构、中介机构、行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农民工培训供给机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他们的工资收入、思想观念、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中，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内容有了新的需求。在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一是要根据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特点，探索区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路径，职业培训要紧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人才的需求，产学互动，切实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二是要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开展培训，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由生存性择业向发展性择业转变的新需求，尤其要鼓励企业自办型培训和政府企业合作型职业培训。
第三，应健全完善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多元投入机制，强化经费财政保障，保障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质量和效果。一是坚持以政府经费投入为重点，强化政府在农民工职业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在财政支出中应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支持和鼓励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二是落实企业或用人单位的培训资金投入，消除企业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流动性大带来的投资回报外溢的顾虑，对积极投入农民工职业培训的企业，应给予减免企业税收等优惠政策；三是鼓励社会力量资助或参与农民工职业培训。农民工职业培训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特征，要倡导和鼓励社会各界积极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支持，让全社会共同关注农民工群体的生活与发展；四是要引导农民工个人积极进行自我投资，加大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社会宣传，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职业培训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完善就业准入制度，严格职业资格证书，有效刺激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完善就业准入制度要求农民工在上岗前必须取得相应的劳动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这种门槛限制有利于转变农民工的就业观念，激发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同时也有利于规范企业招工用工制度，减少企业为了短期利益而出现随意用工的现象，满足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参 考 文 献
[1]厉以宁.经济发展的优势[J].中国流通经济，2012（12）：65-68.
[2]吕莉敏，马建富.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4）：54-62.
[3]罗锋，黄丽.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1（1）：10-18.
[4]孟宪生，关凤利，唐哲一.农民工参与就业培训的决定因素及对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52-55.
[5]姜鑫磊.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4（2）：88-89.
Effect Evaluation of Human Capital Avai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Estimation of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Micro-data from Vocational Training
Liu Jun， Tan Genmei， Xu Xiangyun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micro-data of vocational training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he study analyze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effects on human-capital improve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method of PSM， and discussed if vocational training fi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r no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vocational training ca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wages， but it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ability， and the content， form and way of vocational-training should be perfect.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human capital avail； vocational training； effects assessment
Author Liu Ju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 Tan Genmei， lecturer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Xu Xiangyun，professor of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