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袖红尘碧雨，一枕青史黄粱。”2018年7月，象牙塔里的熊培云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时，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不必为此绞尽脑汁，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日常里，人们如果用这样的标题来写公众号，那么阅读量如能超过100，就值得出去喝两杯了。
　　熊培云的出现，让我联想起通过《十三邀》访谈节目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许知远。他用纯虚构的内心来面对无限真实的外界，对大众而言，几乎是对“作”的最完整呈现。
　　许知远用一种娱乐的形式，邀来了俞飞鸿、马东这些“娱乐业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对谈，但却一直孜孜以求地追问着反娱乐的哲学问题：你为什么不反抗这个时代？
　　这的确有些滑稽，就像在三伏天穿着棉衣，汗流浃背地到处问人：“你不热吗？”
　　许知远应该感觉到冷。不管是否成功，他都曾经努力扮演过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但今天不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今天的大众早已爱上了蒙在头上的那块黑布，舍不得把它扯下来。曾经的启蒙者还是一样的装扮，但在今天已经显得自带幽默感。

“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

　　让人有点起鸡皮，熊培云用那个超凡入圣、莫名其妙的标题，竟然是为了回应性骚扰指控。
　　在文章的开头，他这样写：
　　“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污名，我不得不辜负手中的笔，背叛为自己立下的名节与誓言，为此刻无谓的名誉去战斗，以应付无数人无休的质询。这将是我一生中最不重要也最深感羞耻的文字。
　　“人要做自己灵魂的知己。我能预料或许明天就会后悔于今日的软弱与屈从。我没有跟着自己的钢铁意志走，在最忙碌的时候却要浪费时间解释我当时如何光明磊落。”
　　吸引我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人面对这样简单、直接的指控，在发文澄清之时，仍然有心思去构筑这般精巧的文字，精巧如故宫里的自鸣钟。
　　“辜负、笔”“背叛、誓言”“名节、战斗”“羞耻的文字”“灵魂的知己”“软弱与屈从”“钢铁意志”“当时、磊落”……短短150字，就包罗了几乎所有的精神奢侈品，有一种在香榭丽舍大街疯狂扫货的琳琅满目感。
　　倘若放在心理分析专家的手中，这样的文字设计，很可能就意味着指向某种掩饰内心的动作。然而心理分析如果不具备历史意识，也会陷入一定的魔障。在我看来，熊培云并没有要用一堆夺目的词汇来掩饰什么。因为在十几年前，乃至二十多年前，有一大批作者都有这样的文风，熊培云和许知远都是其中之一。
　　在那个时代里， 锤炼出这样的文风，显得特别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儿—这里不是指“公知”，而是曾经真正存在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纸质媒介时代自觉的启蒙者。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能力，就像内脏的运动—自主神经活动是不受意识支配的。
　　符号系统会限制人的思维，当一个人彻底被某一套符号系统所束缚，他就很难再有其他的面目。而也正因为其无意识，所以这种束缚就来得特别顽强，几乎不可再摆脱，只要开口说话，这就是他们的腔调。在旁人看来，这是说话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他们，这仅仅是说话。
　　他们先有一个神秘的公式，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一件件拆下来，装配在这个公式的骨架上。
　　公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往它上面一套，那么任何简单不过、平淡不过乃至无聊不过的话题，都会显得特别有意义或特别无意义。无论是何者，都顷刻带上了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環，用来匹配一脸的人间忧愤，有时会显得十分矫情乃至肉麻，唯局中之人不觉。他们会在任何千变万化的场合都套用这一公式，包括原本只需简单明了的回应指控。

属于许知远、熊培云他们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从内到外的文青气质。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里人们对漂亮的文字还有深深饥渴感，诗歌已经死去，散文式的表达弥补了纸面的干涸，润泽了阅读者的心灵。

　　通过不断的重复性想象，他们创设了一个意识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世界几乎完全对立。在这一点上，许知远显得比熊培云更典型，他孜孜不懈地和每一个世俗者谈论着一尊“神”，这尊“神”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感知。
　　这确实是一种挺苍凉的场景。
　　属于许知远、熊培云他们的时代，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从内到外的文青气质。这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里人们对漂亮的文字还有深深饥渴感，诗歌已经死去，散文式的表达弥补了纸面的干涸，润泽了阅读者的心灵。
　　任何一种文化的痕迹都产生于当时的历史、社会现实，具备这种自然奢侈的文字能力的人，也都是被时代“捏造”出来的。只不过他们从不承认，而坚称自己的气质独立于时代。
　　也正因为他们是被决定的，因而我倒更愿意相信在奢华的文字、忧郁的眼神背后，仍然是真诚的内心，至少许知远、熊培云是这样。

被打断的启蒙

　　本文的目的不是揶揄熊培云和许知远，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是最后一批启蒙主义者的代表，是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们本身的能力是否匹配这种历史角色。
　　他们的内心里其实有一种文字的不朽情结，因而特别苛求字面上对一般大众的超越性。他们相信，只有一眼扫过去就明显具有形式上的超越性，文字才会被阅读者认真对待。
　　至少十几年前，我们的社会还崇拜这样的作者。这是对1980年代启蒙传统的延续，也是强弩之末。在启蒙时代，无论精英还是大众，每一个人都愿意面对内心，对于问题的解析，是“求诸己”而不是“求诸人”的，解析的目的，也是为了规范自身，而不是规范他人。
　　正因为求诸己，所以人们在表述思想的时候，就会在文字里间夹着许多个人心理活动，而且见缝插针地显示内心追寻的理想境界，今天看来迂腐且肉麻，但在特定背景下，却营造了一种窃窃私语的交流感。 　　但今天早已不是一个启蒙时代，这是许知远、熊培云这一类知识分子一说话就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原因。
　　这个判断的前提，不是启蒙已经完成，而是启蒙已被打断。
　　与当下有直接的历史关联的启蒙，是从清末发轫、在新文化运动中大张旗鼓地对理性、现代性和光明世界的追寻。正如欧洲著名历史学家史傅德在《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中的描述：“精神在觉醒，人们意识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个体和社会的精神层面重建秩序，恢复光明。康德把这种状态比作沸腾的海洋中间的一座小岛，社会层面的鲁滨孙式的觉悟。”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启蒙的主要媒介，甚至是至关紧要的工具，都是印刷术。15世纪出现的古登堡印刷术催生了西方的启蒙时代，书报杂志都多了起来，而且变得便宜，更多的读者可以得到知识，而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精英也受到传播的激励。现代民族国家借此奠定社会意识基础，而更深层的现代性范畴，也在民众中散发、接受和内化，成为现代理性社会运行的大背景。
　　以印刷术为依托的现代性启蒙，对于写作者和阅读者双方，都是沉静的、耐心的，因而其内容可以做到全面、系统、深刻，追求“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同时还可以对文字进行精心的修饰与设计，让它变得机簧精巧。
　　对于现代西方国家，这个启蒙过程在19世纪就已经完成了，而中国那时刚刚起步。中国人真正有条件广泛接受印刷启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在20世纪，电子媒介开始兴起，并逐渐取代了印刷媒介对思想交流和传播的统治地位。用尼尔·波兹曼的概括，是“阐释时代”逝去，“娱乐业时代”出现。“娱乐业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的碎片化，无意义的、只能用作娱乐的信息成为人们接受的主体、沉醉不归的乐园。
　　一般大众早就没有耐心细读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字。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在于，在时代转换的节点上，西方的现代性启蒙早已完成，而中国还在进行中，却因此进行不下去了。
　　此即所谓“打断”。

余晖中的启蒙者

　　启蒙主义者如鱼得水的时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有一批知识精英，自觉地担当文化使命，看到社会的所见缺乏广度、精神缺乏秩序、美好的价值有待普及，从而去打开一扇窗，去努力建立秩序，去做价值普及的工作。
　　二是有一个大众环境，愿意承认自己的鄙陋，并以鄙陋为耻，自觉地从内心需求出发去接受启蒙。他们相信一个事实—在庸众的生活之外，还有绚丽夺目的世界，云层之上，还有星空。
　　概括起来，精英和大众之间要存在巨大的认识落差，这种落差要被公认为值得缩短，而且双方都乐意这样做。其关键所在，是精英对大众拥有一种不言自明的知识权—启蒙的应有之义是要逐步捣毁神圣的偶像，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启蒙者本身却要成为临时的偶像。

但今天早已不是一个启蒙时代，这是许知远、熊培云这一类知识分子一说话就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原因。这个判断的前提，不是启蒙已经完成，而是启蒙已被打斷。

　　然而因为“娱乐业时代”的到来，这些条件几乎是一夜之间消失了。原本舞台上那些启蒙者，突然发现观众纷纷起身离开，直到席上空无一人。许知远的每一次尬聊，熊培云的让人起鸡皮的“供词”，都是观众已经离席，而演员的表演却还停不下来的象征。
　　原本被追捧的启蒙精英气质，刹那间变成了一种怪异的存在；大众不再仰视启蒙精英，而把钦佩投向了娱乐精英和财富精英。大众变了，原来的一些启蒙者还没有变，结果是看上去后者反而需要被启蒙。
　　大众不再是原来的接受者，而成为了世间万事的裁判，他们无所不知，在认识上不需要任何权威。因为今天不缺知识，尤其不缺人文知识，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知识能在今天带来文化震惊。
　　除了少数关注逻辑、关注思想、关注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结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感受到知识有何美妙可言；除了少数穿透物质、穿透现象、穿透熙攘红尘的外在浮华的人，大部分人都不会再意识到社会有何危机隐伏。
　　也就是说，随着启蒙时代逝去，知识诚然俯拾皆是，但知识的社会内化机制已经停摆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知识层次的人对有价值的知识的公认，以及对这些知识的共享、探讨和实行，已经难得一见。知识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成了一种可以便捷地获取的外在之物，而不是头脑和心灵的动能。
　　许知远在《十三邀》中对任何人都试图挖掘一点什么精神意义、总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问题的表现，被认为是“自恋”的。这正是大众所偏爱的解释一切现象的方向，这毫无意义，事实上在脱离历史眼光的社会里，人们根本不打算解释任何问题。今天的主流思考，都建立在对外的攻击性上，每个人都假设自己是一个聪明人，苏格拉底、曾子那种内省式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已经显得非常可笑。
　　最后的启蒙者在余晖中继续想象一个应然的世界，仍然忍不住要说话，但一张口就传递给人们一种恩格斯所说的“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