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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手法，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比分析《聊斋志异》和《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亡灵世界及生死转化的历程，随即从文本上升到文化层面，结合作者生平经历与中墨两国思想文化传统，揭示两部作品所蕴含的死亡观念在内在生成机制上的差异。
未知的死亡世界带给世人恐惧与无尽的想象。作为生命体的必经阶段，死亡也成为不同文明难以逃避的话题。蒲松龄《聊斋志异》和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两部时代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品却呈现出相似的论调——生死无界，这不禁令人遐想。
而传统的比较研究中，主体的“先验图式”对他者文化进行过滤，比较研究最终沦为自我言说以及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建构。在中国与欧美主流文学的对比中，研究者或是服从西方思想范式，或是进行带有话语权争夺意味的本土化探索，处于来回摇摆的位置。而中国由于近代以来与西方长时间二元对立的微妙关系，对于拉美的认识往往基于对传统欧美国家的想象。本文在探讨两部文学作品的共同话题——死亡观时，对“中心化”的自我认同模式进行反思，力图进行不设主客的平等比较，挖掘两部作品及其文化内涵的独特性。
一、死亡观之差异表现
死亡观即人对死亡以及死亡价值的根本态度与看法。通过文本细读对《聊斋志异》和《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亡灵界环境与情节设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部作品背后均潜藏着“生死无界”的观念。下面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小说文本中的死亡观念进行探讨和对比。
（一）死亡观的空间依托
1.与现世对立的亡灵世界
《佩德罗·巴拉莫》和《聊斋志异》都描摹了结构完备的亡灵世界，但两部作品中亡灵界具体架构差异明显。
《佩德罗·巴拉莫》中，胡安·普雷西亚多死后被多尼斯、多罗脱阿埋进地下，胡安的活动范围遭到局限，仅能依靠听觉获知周边环境，情节发展主要依靠对话、内心独白推动。在地上、地下世界之外，更有“炼狱”“地狱”的存在，地下世界是人通往炼狱乃至地狱的过渡地带，地下世界埋葬的是人的肉体，而未经救赎的灵魂则在地上飘荡。
《聊斋志异》中，阴间的鬼魂可以到阳间与人交往。人鬼相恋相守的情节在书中屡见不鲜，鬼魂在人间生活如常，但也有一些禁忌不能触碰；有时，鬼魂甚至还能将人带回阴曹地府；鬼卒到阳间捉拿罪人，罪人直面阎王审判，随后留在阴间遭受折磨或者返回阳间赎罪，这也是《聊斋志异》中较具代表性的情节模式。阴曹地府和阳间官府暗含对应关系，皆为社会秩序的捍卫机构，均承担行政、司法等职能，也呈现出类似的贪污腐败问题（《席方平》一篇中，由于城隍收受贿赂，席方平父亲之冤久久不得伸张，直到二郎神出面解决问题）。阴阳官府有时甚至能够相互干预，例如《潞令》中，阴曹官员兼理阳间事务，对暴虐的官吏进行了惩罚。阴阳两界的相互应和，还体现在阴间科举选拔上——《于去恶》中冥界也有参加入闱考试的士子，而且科场和阳间一样肮脏迂腐。从以上的一系列对比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亡灵界并非天马行空的思想产物，蒲松龄怀着现实的愤懑，几乎将阴间描绘成了人间的“平行世界”——阴阳两界同样有强者对弱者的倾轧，但也同样遵循因果报应的法则。
如前所述，两部作品展现的死亡世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共同点在于，两本书中都存在死后的地下世界，但也并不妨碍阴间鬼魂在人间飘荡。不同点首先在于亡灵界的内部构造：《佩德罗·巴拉莫》中所谓的“地下世界”只是死者肉体停留的中间站，灵魂接受上天审判后会面临上天堂、下炼狱、下地狱三种结果；《聊斋志异》中的冥界与人间构成平行对照关系，灵魂接受阎王判决后依据罪行轻重在十八层地狱中接受相应刑罚，然后通过还魂、投胎、附身等方式返回阳间。从根本上讲，二者植根于迥异的文化土壤，前者是天主教教义、阿斯特克生死观、革命历史碰撞结合的产物，后者则立足于我国上古“灵魂不灭”的观念以及儒、释、道三家交融的文化环境。
2.生死在空间上的可跨越性
《佩德罗·巴拉莫》一书以胡安·普雷西亚多的死为分界。胡安去世之前，他以活人身份误入“死人村”，而在胡安去世之后，作者则描写了一个地下死人场。
胡安·鲁尔福在小说中构建出的地下、地上世界，看似是生与死的分割，但死后的人们仍旧可以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穿梭、游荡。半月村民死后身体被埋藏在地下，灵魂则在世间游荡，寻找活人来为他们祈祷。于是，当胡安·普雷西亚多来到半月庄时，看到多年来唯一到访此地的活人，村民们自然“要热闹一阵了”，不断有亡灵从地下世界来到地上世界，请求胡安来替他们向上帝祈祷，从而摆脱这样日夜游荡的日子。
《聊斋志异》一书中，魂魄滞留人间的故事比比皆是，但其滞留的原因各有不同。《叶生》一章中，叶生因对知遇之恩的感怀而不知自己已死留在人间；《牛成章》一篇中，逝去的父亲因担忧遗留的孩儿而继续在人间生活多年……此外，《聊斋志异》中同样不乏活人到阴间的故事，如《考弊司》一篇中，闻人受邀前往阴间考弊司替鬼向司主求情，办完一切事务后返回阳间时发现自己已死去三日，后重回身體方才苏醒过来。
在蒲松龄的笔下，死人魂魄可因生前羁绊而在人间游荡，也可通过附身、投胎等方式重回阳间；而活人的魂魄同样可以暂时前往阴间，只是当其魂魄离身时，肉体便已呈现死态。
（二）死亡观的时间形态
在生死转化的路径层面，《佩德罗·巴拉莫》和《聊斋志异》展现出线性生死观和循环生死观的差异。《佩德罗·巴拉莫》中，活着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而死亡却是永恒的状态，呈现出“生→死”的线性结构。尽管存在“地狱—炼狱—人间—天堂”的层级设置，但事实上小说中没有任何人获得拯救升入天堂，绝大多数灵魂因罪孽得不到宽恕而游荡于世，游荡最终也会变成一片沉寂。平生作恶最为多端的佩德罗和米盖尔甚至直接跳过了灵魂游荡的环节，彻底湮灭了踪迹（小说对这两位人物的行为描写在他们生命结束后戛然而止，或是暗示二人的灵魂走向死灭的终极）。死者寄希望于活人的祷告，但正如小说所反映的，胡安进入科马拉这个“死人村”后，不仅无力应对“替我们求求上帝吧”的嗡嗡声响，而且反倒宿命般地被这些“轻声细语”杀死。正如埋在地下的多罗脱阿所说，科马拉村民的生命具有单向性——“我这边的门已给关死，另一边的门虽开着，却通向地狱……天堂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而《聊斋志异》中，死亡只是过渡阶段，再度还阳的可能得以保留，呈现出“生→死→生……”的循环结构。赎罪的渠道未受阻塞，罪人在阎王处接受审判，经历刑罚后即可转世，人间官府的律令（《酆都御史》）、死者亲属的求情（《鬼作筵》），甚至能加快死者重返人间的过程。
《佩德罗·巴拉莫》中有“死期”一说，生者可加快速度趋近死的终点（例如，爱杜威海斯所言，“你愿意死，只要告诉一下上帝就行了；若是不愿意，那上帝可得强迫了。再说，你若愿意的话，还可以请上帝早点安排……我将在某一条走向永恒的大道上赶上你母亲”），但不可倒退返生。而《聊斋志异》中，“生期”“死期”仿佛四季节令，人之生死循环如自然流转，规律不可撼动。
二、死亡观之差异原因
（一）作者际遇及表现形式
蒲松龄出身败落的书香门第，科举屡试不中，落魄书生的身份使他对炎凉世态感同身受。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主张“反清复明”的人士严酷镇压。在风声鹤唳的氛围下，读书人稍有不慎则命不保矣，这使得知识分子普遍不敢议论现实，只能埋头书斋做考究学者。封建社会末期，官僚制度极其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法在作品中直白表现，蒲松龄只好以鬼写人，以冥官写真官，并通过善人死后被封为神仙，恶人死后投胎做牲畜的描写警
喻世人。
胡安·鲁尔福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出生，六岁时其父在农民暴动中惨遭杀害，战乱和死亡构成他人生的最初记忆，革命状况和农民的苦难是贯穿他创作生涯的关键词。鲁尔福的第一本小说集《燃烧的原野》集中描绘了农民起义军遭遇追赶、镇压的残酷场景；《佩德罗·巴拉莫》中，革命军进入半月村，实施血腥扫荡——“军队把留在村里的那少数几个人都消灭了”。作家在小说中构建的“死人村”，极有可能并非想象和夸张，而是对骇人现实的忠实描摹。
同样是混乱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冲击，两部作品却采用了各异的表现形式，这与不同文学传统对个体思考表达方式的规范与塑造不无关系。中国古典小说在文体结构和叙事手法方面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聊斋志异》篇末“异史氏曰”直接取法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篇末议论成为蒲松龄泄愤及针砭时弊的出口，借亡灵鬼事讽现实阴暗、著孤愤之书的意图较为明显。《佩德罗·巴拉莫》这部中篇小说则并无作者议论干预的空间，相较于前作《燃烧的原野》对墨西哥革命后农民的悲惨遭遇进行伪纪录片式的现实主义书写，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进行了大量文体创新，如意识流和蒙太奇式场景转换，作者的生死观念在作品中发生折射变形，掩藏于纷繁复杂的文本脉络及其营造的魔幻氛围之中。胡安·鲁尔福在这两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转变，受益于其丰富多变的人生经历——胡安·鲁尔福多年从事摄影和电影制作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无论是摄影式的静物描写还是电影分镜式的小说架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追溯于此。此外，福克纳和拉克斯内斯对《佩德罗·巴拉莫》作品风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或者说，胡安·鲁尔福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和对于时空的破碎性刻画是福克纳写作风格影响的结果。
（二）中墨思想文化传统的差异
《聊斋志异》中的亡灵世界是我国古代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浇筑的产物，同时又与儒道精神紧密相连。一方面，据出土材料，中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灵魂不死之说，而殷人更是以鬼神信仰著称。三国之后，佛教地狱概念开始传入，并出现了“十八层地狱”等表述。“十八层地狱”层级区分不在空间高低，而在刑罚轻重长短，《聊斋志异》中便存在对各式酷刑的生动描写，比如《续黄粱》中，曾孝廉因犯“欺君误国之罪”，遭受油锅刑、刀山狱，而在《席方平》中，席方平为冤死的父亲“代伸冤气”，触怒冥王，被处以火床刑、刀锯狱。另一方面，儒家向来有重生轻死的世俗倾向，即便刻画鬼神，也终究难舍现实世界，因此地狱成为人间的摹本，消逝的生命试图以循环方式重归现世。尽管城隍一贯被道家奉为俗神，但城隍庙的建造从明太祖开始便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府的大力支持，城隍庙采用行政机构的名称和层级，主要起警示教化、维护秩序等作用，这在《聊斋志异》阴阳两地的二元对照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佩德罗·巴拉莫》地狱、炼狱、人间、天堂的划分与但丁《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罪大恶极者下地狱，有罪但可获宽恕者进炼狱，唯有无罪的灵魂方能进入天堂。《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指出，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认为“世界有特定的开端、发展和终结”，“时间并非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而是始于失乐园，终于复乐园”，一种具备“现代性”之崭新和变动意味的线性时间观早有端倪。
天主教思想在墨西哥的本土化體现在墨西哥人对“死亡圣灵”的崇拜。墨西哥文化中，“死亡圣灵”往往以盛装打扮的骷髅形象出现，而这具不再体现种族、性别等等级差异的骷髅则成为了与特权阶级的对话者，它总是同其他的天主教圣徒，如基督、圣裘德等一同生活在祭坛中心，直接面对上帝。墨西哥人在天主教中注入本土文明的特殊之处，从而令天主教更好地成为墨西哥人的慰藉，同时展现了自己虔诚的信仰。“死亡圣灵”成为墨西哥特有的神灵形象，但此形象出现的目的是抚平墨西哥人的种族差异，从而成为与上帝对话的“中介”。
胡安·鲁尔福笔下，“升上天堂”是所有人最终的追求，若不能“升入天堂”则灵魂只能终日在人间游荡，于是他们需要找到“活人为他们祈祷”，从而帮助他们化解世俗中的罪孽，实现最终的目标。而在小说所描绘的这个场景中，为亡灵祈祷的活人实际成为亡灵与“上帝”对话的中介，从而表达了墨西哥人在信仰面前的虔诚，面对曾经过错而内心不安时，努力寻求精神慰藉。
除了天主教的影响，《佩德罗·巴拉莫》亡灵世界的构建还与阿兹特克文化传统有关。一方面，阿兹特克人将宇宙视作横分、竖分的两个世界，竖分的世界包括十三层天堂和九层地狱。“阿兹特克人没有进地狱赎罪之说，因为除了战死者、牺牲者、分娩而死者或淹死者之外，其他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到地狱里去”，在走完地狱的艰险旅途后，“死者之主”将会安排死者的归宿。如若再考虑到阿兹特克人对大自然周而复始运行规律的敬畏，以及牺牲个体从而成全整个种族生存未来的倾向，他们应该是将个体死亡视作自然及人类社会发展周期的一环，亡灵世界是个人必经的历练。
三、结语
本文对《聊斋志异》和《佩德罗·巴拉莫》的共同问题域——死亡观进行了平行比较。空间方面，两部作品呈现出内部结构差异明显的亡灵世界，但魂魄都有在死界和人间穿梭的自由。时间方面，《佩德罗·巴拉莫》的主要人物面临由生到死的单向历程，《聊斋志异》生与死两个因素则保持着四季节令般的交替循环。
文本分析之后，本文试对两部作品死亡观差异进行根源探究。在创作个体方面，相似的艰难时世一定程度上将二位作者导向对于死亡观的书写，但文学滋养源流的不同则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死亡观这一题材的反映形式。在思想传统方面，两个文学文本背后各有诸多因素密切交织，《聊斋志异》的死亡观念是上古灵魂不灭思想和儒释道精神混杂的产物，天主教时空意识以及天主教在墨西哥的本土转化影响了《佩德罗·巴拉莫》的死亡观呈现，阿兹特克文明构建世界与面对死亡的方式亦在作品中留下痕迹。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未知的死亡世界带给世人恐惧与无尽的想象。作为生命体的必经阶段，死亡也成为不同文明难以逃避的话题。蒲松龄《聊斋志异》和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两部时代与文化背景不同的作品却呈现出相似的论调——生死无界，这不禁令人遐想。
而传统的比较研究中，主体的“先验图式”对他者文化进行过滤，比较研究最终沦为自我言说以及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建构。在中国与欧美主流文学的对比中，研究者或是服从西方思想范式，或是进行带有话语权争夺意味的本土化探索，处于来回摇摆的位置。而中国由于近代以来与西方长时间二元对立的微妙关系，对于拉美的认识往往基于对传统欧美国家的想象。本文在探讨两部文学作品的共同话题——死亡观时，对“中心化”的自我认同模式进行反思，力图进行不设主客的平等比较，挖掘两部作品及其文化内涵的独特性。
一、死亡观之差异表现
死亡观即人对死亡以及死亡价值的根本态度与看法。通过文本细读对《聊斋志异》和《佩德罗·巴拉莫》中的亡灵界环境与情节设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部作品背后均潜藏着“生死无界”的观念。下面拟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小说文本中的死亡观念进行探讨和对比。
（一）死亡观的空间依托
1.与现世对立的亡灵世界
《佩德罗·巴拉莫》和《聊斋志异》都描摹了结构完备的亡灵世界，但两部作品中亡灵界具体架构差异明显。
《佩德罗·巴拉莫》中，胡安·普雷西亚多死后被多尼斯、多罗脱阿埋进地下，胡安的活动范围遭到局限，仅能依靠听觉获知周边环境，情节发展主要依靠对话、内心独白推动。在地上、地下世界之外，更有“炼狱”“地狱”的存在，地下世界是人通往炼狱乃至地狱的过渡地带，地下世界埋葬的是人的肉体，而未经救赎的灵魂则在地上飘荡。
《聊斋志异》中，阴间的鬼魂可以到阳间与人交往。人鬼相恋相守的情节在书中屡见不鲜，鬼魂在人间生活如常，但也有一些禁忌不能触碰；有时，鬼魂甚至还能将人带回阴曹地府；鬼卒到阳间捉拿罪人，罪人直面阎王审判，随后留在阴间遭受折磨或者返回阳间赎罪，这也是《聊斋志异》中较具代表性的情节模式。阴曹地府和阳间官府暗含对应关系，皆为社会秩序的捍卫机构，均承担行政、司法等职能，也呈现出类似的贪污腐败问题（《席方平》一篇中，由于城隍收受贿赂，席方平父亲之冤久久不得伸张，直到二郎神出面解决问题）。阴阳官府有时甚至能够相互干预，例如《潞令》中，阴曹官员兼理阳间事务，对暴虐的官吏进行了惩罚。阴阳两界的相互应和，还体现在阴间科举选拔上——《于去恶》中冥界也有参加入闱考试的士子，而且科场和阳间一样肮脏迂腐。从以上的一系列对比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亡灵界并非天马行空的思想产物，蒲松龄怀着现实的愤懑，几乎将阴间描绘成了人间的“平行世界”——阴阳两界同样有强者对弱者的倾轧，但也同样遵循因果报应的法则。
如前所述，两部作品展现的死亡世界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共同点在于，两本书中都存在死后的地下世界，但也并不妨碍阴间鬼魂在人间飘荡。不同点首先在于亡灵界的内部构造：《佩德罗·巴拉莫》中所谓的“地下世界”只是死者肉体停留的中间站，灵魂接受上天审判后会面临上天堂、下炼狱、下地狱三种结果；《聊斋志异》中的冥界与人间构成平行对照关系，灵魂接受阎王判决后依据罪行轻重在十八层地狱中接受相应刑罚，然后通过还魂、投胎、附身等方式返回阳间。从根本上讲，二者植根于迥异的文化土壤，前者是天主教教义、阿斯特克生死观、革命历史碰撞结合的产物，后者则立足于我国上古“灵魂不灭”的观念以及儒、释、道三家交融的文化环境。
2.生死在空间上的可跨越性
《佩德罗·巴拉莫》一书以胡安·普雷西亚多的死为分界。胡安去世之前，他以活人身份误入“死人村”，而在胡安去世之后，作者则描写了一个地下死人场。
胡安·鲁尔福在小说中构建出的地下、地上世界，看似是生与死的分割，但死后的人们仍旧可以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穿梭、游荡。半月村民死后身体被埋藏在地下，灵魂则在世间游荡，寻找活人来为他们祈祷。于是，当胡安·普雷西亚多来到半月庄时，看到多年来唯一到访此地的活人，村民们自然“要热闹一阵了”，不断有亡灵从地下世界来到地上世界，请求胡安来替他们向上帝祈祷，从而摆脱这样日夜游荡的日子。
《聊斋志异》一书中，魂魄滞留人间的故事比比皆是，但其滞留的原因各有不同。《叶生》一章中，叶生因对知遇之恩的感怀而不知自己已死留在人间；《牛成章》一篇中，逝去的父亲因担忧遗留的孩儿而继续在人间生活多年……此外，《聊斋志异》中同样不乏活人到阴间的故事，如《考弊司》一篇中，闻人受邀前往阴间考弊司替鬼向司主求情，办完一切事务后返回阳间时发现自己已死去三日，后重回身體方才苏醒过来。
在蒲松龄的笔下，死人魂魄可因生前羁绊而在人间游荡，也可通过附身、投胎等方式重回阳间；而活人的魂魄同样可以暂时前往阴间，只是当其魂魄离身时，肉体便已呈现死态。
（二）死亡观的时间形态
在生死转化的路径层面，《佩德罗·巴拉莫》和《聊斋志异》展现出线性生死观和循环生死观的差异。《佩德罗·巴拉莫》中，活着是一个短暂的阶段，而死亡却是永恒的状态，呈现出“生→死”的线性结构。尽管存在“地狱—炼狱—人间—天堂”的层级设置，但事实上小说中没有任何人获得拯救升入天堂，绝大多数灵魂因罪孽得不到宽恕而游荡于世，游荡最终也会变成一片沉寂。平生作恶最为多端的佩德罗和米盖尔甚至直接跳过了灵魂游荡的环节，彻底湮灭了踪迹（小说对这两位人物的行为描写在他们生命结束后戛然而止，或是暗示二人的灵魂走向死灭的终极）。死者寄希望于活人的祷告，但正如小说所反映的，胡安进入科马拉这个“死人村”后，不仅无力应对“替我们求求上帝吧”的嗡嗡声响，而且反倒宿命般地被这些“轻声细语”杀死。正如埋在地下的多罗脱阿所说，科马拉村民的生命具有单向性——“我这边的门已给关死，另一边的门虽开着，却通向地狱……天堂对我来说，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而《聊斋志异》中，死亡只是过渡阶段，再度还阳的可能得以保留，呈现出“生→死→生……”的循环结构。赎罪的渠道未受阻塞，罪人在阎王处接受审判，经历刑罚后即可转世，人间官府的律令（《酆都御史》）、死者亲属的求情（《鬼作筵》），甚至能加快死者重返人间的过程。
《佩德罗·巴拉莫》中有“死期”一说，生者可加快速度趋近死的终点（例如，爱杜威海斯所言，“你愿意死，只要告诉一下上帝就行了；若是不愿意，那上帝可得强迫了。再说，你若愿意的话，还可以请上帝早点安排……我将在某一条走向永恒的大道上赶上你母亲”），但不可倒退返生。而《聊斋志异》中，“生期”“死期”仿佛四季节令，人之生死循环如自然流转，规律不可撼动。
二、死亡观之差异原因
（一）作者际遇及表现形式
蒲松龄出身败落的书香门第，科举屡试不中，落魄书生的身份使他对炎凉世态感同身受。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对主张“反清复明”的人士严酷镇压。在风声鹤唳的氛围下，读书人稍有不慎则命不保矣，这使得知识分子普遍不敢议论现实，只能埋头书斋做考究学者。封建社会末期，官僚制度极其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法在作品中直白表现，蒲松龄只好以鬼写人，以冥官写真官，并通过善人死后被封为神仙，恶人死后投胎做牲畜的描写警
喻世人。
胡安·鲁尔福在墨西哥革命期间出生，六岁时其父在农民暴动中惨遭杀害，战乱和死亡构成他人生的最初记忆，革命状况和农民的苦难是贯穿他创作生涯的关键词。鲁尔福的第一本小说集《燃烧的原野》集中描绘了农民起义军遭遇追赶、镇压的残酷场景；《佩德罗·巴拉莫》中，革命军进入半月村，实施血腥扫荡——“军队把留在村里的那少数几个人都消灭了”。作家在小说中构建的“死人村”，极有可能并非想象和夸张，而是对骇人现实的忠实描摹。
同样是混乱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冲击，两部作品却采用了各异的表现形式，这与不同文学传统对个体思考表达方式的规范与塑造不无关系。中国古典小说在文体结构和叙事手法方面深受史传文学影响，《聊斋志异》篇末“异史氏曰”直接取法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曰”，篇末议论成为蒲松龄泄愤及针砭时弊的出口，借亡灵鬼事讽现实阴暗、著孤愤之书的意图较为明显。《佩德罗·巴拉莫》这部中篇小说则并无作者议论干预的空间，相较于前作《燃烧的原野》对墨西哥革命后农民的悲惨遭遇进行伪纪录片式的现实主义书写，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进行了大量文体创新，如意识流和蒙太奇式场景转换，作者的生死观念在作品中发生折射变形，掩藏于纷繁复杂的文本脉络及其营造的魔幻氛围之中。胡安·鲁尔福在这两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转变，受益于其丰富多变的人生经历——胡安·鲁尔福多年从事摄影和电影制作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无论是摄影式的静物描写还是电影分镜式的小说架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追溯于此。此外，福克纳和拉克斯内斯对《佩德罗·巴拉莫》作品风格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或者说，胡安·鲁尔福意识流的创作方式和对于时空的破碎性刻画是福克纳写作风格影响的结果。
（二）中墨思想文化传统的差异
《聊斋志异》中的亡灵世界是我国古代灵魂不灭观念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浇筑的产物，同时又与儒道精神紧密相连。一方面，据出土材料，中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灵魂不死之说，而殷人更是以鬼神信仰著称。三国之后，佛教地狱概念开始传入，并出现了“十八层地狱”等表述。“十八层地狱”层级区分不在空间高低，而在刑罚轻重长短，《聊斋志异》中便存在对各式酷刑的生动描写，比如《续黄粱》中，曾孝廉因犯“欺君误国之罪”，遭受油锅刑、刀山狱，而在《席方平》中，席方平为冤死的父亲“代伸冤气”，触怒冥王，被处以火床刑、刀锯狱。另一方面，儒家向来有重生轻死的世俗倾向，即便刻画鬼神，也终究难舍现实世界，因此地狱成为人间的摹本，消逝的生命试图以循环方式重归现世。尽管城隍一贯被道家奉为俗神，但城隍庙的建造从明太祖开始便得到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政府的大力支持，城隍庙采用行政机构的名称和层级，主要起警示教化、维护秩序等作用，这在《聊斋志异》阴阳两地的二元对照结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佩德罗·巴拉莫》地狱、炼狱、人间、天堂的划分与但丁《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罪大恶极者下地狱，有罪但可获宽恕者进炼狱，唯有无罪的灵魂方能进入天堂。《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指出，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认为“世界有特定的开端、发展和终结”，“时间并非永无休止地循环下去，而是始于失乐园，终于复乐园”，一种具备“现代性”之崭新和变动意味的线性时间观早有端倪。
天主教思想在墨西哥的本土化體现在墨西哥人对“死亡圣灵”的崇拜。墨西哥文化中，“死亡圣灵”往往以盛装打扮的骷髅形象出现，而这具不再体现种族、性别等等级差异的骷髅则成为了与特权阶级的对话者，它总是同其他的天主教圣徒，如基督、圣裘德等一同生活在祭坛中心，直接面对上帝。墨西哥人在天主教中注入本土文明的特殊之处，从而令天主教更好地成为墨西哥人的慰藉，同时展现了自己虔诚的信仰。“死亡圣灵”成为墨西哥特有的神灵形象，但此形象出现的目的是抚平墨西哥人的种族差异，从而成为与上帝对话的“中介”。
胡安·鲁尔福笔下，“升上天堂”是所有人最终的追求，若不能“升入天堂”则灵魂只能终日在人间游荡，于是他们需要找到“活人为他们祈祷”，从而帮助他们化解世俗中的罪孽，实现最终的目标。而在小说所描绘的这个场景中，为亡灵祈祷的活人实际成为亡灵与“上帝”对话的中介，从而表达了墨西哥人在信仰面前的虔诚，面对曾经过错而内心不安时，努力寻求精神慰藉。
除了天主教的影响，《佩德罗·巴拉莫》亡灵世界的构建还与阿兹特克文化传统有关。一方面，阿兹特克人将宇宙视作横分、竖分的两个世界，竖分的世界包括十三层天堂和九层地狱。“阿兹特克人没有进地狱赎罪之说，因为除了战死者、牺牲者、分娩而死者或淹死者之外，其他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到地狱里去”，在走完地狱的艰险旅途后，“死者之主”将会安排死者的归宿。如若再考虑到阿兹特克人对大自然周而复始运行规律的敬畏，以及牺牲个体从而成全整个种族生存未来的倾向，他们应该是将个体死亡视作自然及人类社会发展周期的一环，亡灵世界是个人必经的历练。
三、结语
本文对《聊斋志异》和《佩德罗·巴拉莫》的共同问题域——死亡观进行了平行比较。空间方面，两部作品呈现出内部结构差异明显的亡灵世界，但魂魄都有在死界和人间穿梭的自由。时间方面，《佩德罗·巴拉莫》的主要人物面临由生到死的单向历程，《聊斋志异》生与死两个因素则保持着四季节令般的交替循环。
文本分析之后，本文试对两部作品死亡观差异进行根源探究。在创作个体方面，相似的艰难时世一定程度上将二位作者导向对于死亡观的书写，但文学滋养源流的不同则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死亡观这一题材的反映形式。在思想传统方面，两个文学文本背后各有诸多因素密切交织，《聊斋志异》的死亡观念是上古灵魂不灭思想和儒释道精神混杂的产物，天主教时空意识以及天主教在墨西哥的本土转化影响了《佩德罗·巴拉莫》的死亡观呈现，阿兹特克文明构建世界与面对死亡的方式亦在作品中留下痕迹。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