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格林布拉特将新历史主义具体应用到文学批评上，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主张文学研究应将作者、作品和社会环境三者结合起来。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学创作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认为它同时也是对文化制度的建构。
关键词：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 文化诗学
略说
20世纪80年代初，当解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在“语言论转向”的旗帜下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进而热衷于从文本的裂缝与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新历史主义却进行“历史——文化转型”，强调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利话语的关系。“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它不仅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前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从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往往与书信、游记、宣传手册、医学报告甚至绘画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其他文化文本的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新历史主义
卫斯理·莫里斯（Wesley Morris）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走向一种新历史主义》（Toward a New Historicsm）中开始使用“新历史主义”这个词，不过，他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是我们需要通过高度发展的历史理解来阐释文学作品，从而把它们完全放入它们那个时代的文化的基本问题和关注中;而理解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过去，就是理解现在并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接，使人文价值得以延续、传承。因此，莫里斯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不如说与“旧”历史主义更接近。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指的是当时活跃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小部分批评家所进行的与传统历史主义迥异的研究。
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将新历史主义具体应用到文学批评上，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主张文学研究应将作者、作品和社会环境三者结合起来反复地进行阐释，这种阅读和阐释的策略即“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学创作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认为它同时也是对文化制度的建构。1980年，格林布拉特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在这部让文学评论耳目一新的著作中，格林布拉特提出了要进行文化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的批评实践。加州大学教授蒙特洛斯（Louis A. Montrose）界定了新历史主义的理念，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内容”。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指的是由于我们无法回归并亲历完整而真实的过去，我们体验历史，就不得不依靠残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不仅携带着历史修撰者的个人印记，而且是经过保存和抹杀的复杂微妙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指出：逝去的历史永远不可重现和复原，不可能真正“找到”;人们所能发现的，只是关于历史的叙述、记忆、复述、阐释，即对于历史事件的主观重构（不管主观上会如何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新历史主义区别于传统历史主义，不仅局限于强调历史对文本的背景作用，更强调文本与历史之间互动的双向阐释与建构作用。
新历史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都强调人物主体同社会历史的联系，都承认历史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但前者又不同于后者，新历史主义具有“跨学科研究性”，并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历史与反历史、语言与非语言去研究它们。其次，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完全为客观规律所掌控;新历史主义则强调关注历史的文本性，重視被正统历史打压的边缘历史[5]。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运动可以视为英美文学中出现的一种“对历史的回归”的倾向。从此倾向来看，我们又可以分辨出两种历史主义：一种是重新建构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的努力，即“新的文学史”;另一种则是可以看做是“正宗的”新历史主义——即格林布拉特所指的始于英国文艺复兴的研究[7]。
从表面上看，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转向”带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颠覆性，事实上，它的诞生并非断裂式的横空出世。在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正当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高扬文学本体论旗帜角逐上阵之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却从来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文学与政治、历史、文化、阶级、性属等之间存在者不可割裂的联系。新历史主义所继承的，恰恰正是后一阵营的政治传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主义绝非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上的简单移植。在经历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洗礼后，在如何理解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权力等问题上，新历史主义者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新的思考。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诞生
斯蒂芬·J.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freenblatt， 1943—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曾帮助创作名叫《表征》（Representations）的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一些重要的早期新历史主义批评，他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权力形式》（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sih Renaissance，1982年）撰写的导言，刺激了新历史主义的成长。在这篇导言中，格林布拉特对他所称的“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早期历史主义进行了区分，新批评认为文本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结构，早期历史主义则是独白式的，试图发现一种单一的政治观。 格林布拉特在后来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走向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 Culture”，1987年）中，详细论述了他关于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他并不试图“定义”新历史主义，而是要“把它当作一种实践”。使新历史主义区别于20世纪早期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术”的是它对新近理论的开放性;格林布拉特评论说，他自己的观点渗透着福柯的观点，也渗透着人类学与社会理论。他提出，一方面要将这种实践置于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要把它置于后结构主义之中。
格林布拉特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1980年）和《莎士比亚式的协商》（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1988年），都采用一种批判性的实践，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深刻地重新评价了文艺复兴时期和其他时期的全部形象，质疑了传统的分析范畴，把新近理论激活起来的一种新能量，灌输到在其文化语境内部对文学进行的研究之中。新历史主义拒绝自身与一系列明确的立场结盟，这样，它借助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洞见;反过来，他的洞见已经得到了具有各种不用观点的批评家们的支持。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特征
文化与文化诗学
虽然格林布拉特“发明”了“新历史主义”并使之广为流传，但更多的时候，他用“文化诗学”来指称自己的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更像文艺复兴批评中广泛的对历史的回归，而把“文化诗学”更像在这个大的语境中更具格林布拉特个人风格的批评实践。
对格林布拉或者整个新历史主义批评而言，处于中心的都是这样一种观念：文学与其它实践、行为和价值联系在一起，文学总是与非文学的东西相关。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化，反之，为了理解文学，我们不得不理解一个文化。格林布拉特引用沃夫冈·伊泽尔（Wolfgang Iser）、罗伯特·威曼（Robert Weimann）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文化诗学要避开稳定的艺术模仿论，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艺术模仿论，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7]。”
格林布拉特采用了一种与通常的学术论文迥异的、特有的写作方式。对故事（story）讲述的迷恋、轶闻（anecdote）的使用，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和随笔（essay）的形式，是格林布拉特写作最为显著的特征。从此意义来看，他的文化诗学也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写作方式。
重塑英国文艺复兴的自我
格林布拉特的1980年的专著《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主题上属于对文艺复兴“主体”的研究传统的一部分，而方法上则是“历史的”。但支撑他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不是道格拉斯的实证主义，而是他所谓的“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恰当”目标，不管如何难以实现，都应该是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批评“必须少关注风俗和体制的机制，而更多关注一个社会的成员应用到他们经历上的阐释性建构”。[7]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现的历史意义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一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 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反复”，即阐释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过程。这使得格林布拉特所研究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呈现出一种与之前同类研究不同的新面目。
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其中一章描写阐释了莫尔的生平、他参与的历史事件、亨利八世宫廷的文化以及莫尔的写作。该章详细描述了莫尔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Self-Fashioning and Self-Cancellation）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莫尔如何从他的文化材料中参与和塑造了一个自我，同时又希望抹去这样塑造的自我。格林布拉特把这种情形称为莫尔的“投入”（engagement）和“疏离”（detachment）之间的辩证[7]。格林布拉特的意图，不是要阐明极富个性的“個人”，而是要揭示无意识地构成每个“私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范式”。“自我”深深地嵌入了“文化”中，甚至在我们一直都认为正相反的地方，也是如此——那些看似凸显自我的行为，实际上也不自觉地吸收了文化或被整合进了文化。同时，格林布拉特并不认为文化是铁板一块，他同时也思考了自我如何反抗社会和文化的整合。
结语
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使新历史主义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即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因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已经成为“过时”的理论了，甚至已经有人在谈论“新历史主义之后”这个课题了，但新历史主义仍然对文学文化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保罗·H.弗莱，《耶鲁大学公开课：文学理论》[M]，吕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2]鲍忠明等，镜与灯：《押沙龙，押沙龙！》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2011.
[3]M.A.R.哈比布，《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J].外国文艺研究，1997.
[5]吴家荣，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大陆文学创作的影响[J].中国文学研究，2017.
[6]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出路[J].中国文学批评，2015.
[7]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 文化诗学
略说
20世纪80年代初，当解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在“语言论转向”的旗帜下斩断了文本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文本间关系比文本自身更重要，进而热衷于从文本的裂缝与踪迹中寻绎压抑语型和差异解释，新历史主义却进行“历史——文化转型”，强调对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综合治理，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利话语的关系。“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强调文学本体论的批评思潮的一种反拨。它不仅主张将历史考察带入文学研究，更指出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前景”与“背景”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它强调文学与文化之前的联系，认为文学隶属于大的文化网络。它着重考察文学与权力政治的复杂关系，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从参加意识形态的塑造。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往往与书信、游记、宣传手册、医学报告甚至绘画等放置在一起加以分析细读，文学打破了自治的领域，参与到其他文化文本的的不断对话和循环之中。
新历史主义
卫斯理·莫里斯（Wesley Morris）在1972年出版的著作《走向一种新历史主义》（Toward a New Historicsm）中开始使用“新历史主义”这个词，不过，他所谓的“新历史主义”，是我们需要通过高度发展的历史理解来阐释文学作品，从而把它们完全放入它们那个时代的文化的基本问题和关注中;而理解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过去，就是理解现在并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连接，使人文价值得以延续、传承。因此，莫里斯所理解的“新”历史主义，不如说与“旧”历史主义更接近。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指的是当时活跃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小部分批评家所进行的与传统历史主义迥异的研究。
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将新历史主义具体应用到文学批评上，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主张文学研究应将作者、作品和社会环境三者结合起来反复地进行阐释，这种阅读和阐释的策略即“文化诗学”。格林布拉特否定文学创作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模仿，认为它同时也是对文化制度的建构。1980年，格林布拉特出版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在这部让文学评论耳目一新的著作中，格林布拉特提出了要进行文化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的批评实践。加州大学教授蒙特洛斯（Louis A. Montrose）界定了新历史主义的理念，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指的是“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内容”。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指的是由于我们无法回归并亲历完整而真实的过去，我们体验历史，就不得不依靠残存的历史文献。但是这些文献不仅携带着历史修撰者的个人印记，而且是经过保存和抹杀的复杂微妙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指出：逝去的历史永远不可重现和复原，不可能真正“找到”;人们所能发现的，只是关于历史的叙述、记忆、复述、阐释，即对于历史事件的主观重构（不管主观上会如何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新历史主义区别于传统历史主义，不仅局限于强调历史对文本的背景作用，更强调文本与历史之间互动的双向阐释与建构作用。
新历史主义与传统历史主义都强调人物主体同社会历史的联系，都承认历史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但前者又不同于后者，新历史主义具有“跨学科研究性”，并用“二元对立”的模式，即历史与反历史、语言与非语言去研究它们。其次，传统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存在，完全为客观规律所掌控;新历史主义则强调关注历史的文本性，重視被正统历史打压的边缘历史[5]。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运动可以视为英美文学中出现的一种“对历史的回归”的倾向。从此倾向来看，我们又可以分辨出两种历史主义：一种是重新建构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的努力，即“新的文学史”;另一种则是可以看做是“正宗的”新历史主义——即格林布拉特所指的始于英国文艺复兴的研究[7]。
从表面上看，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转向”带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颠覆性，事实上，它的诞生并非断裂式的横空出世。在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正当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高扬文学本体论旗帜角逐上阵之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却从来没有忘记提醒我们文学与政治、历史、文化、阶级、性属等之间存在者不可割裂的联系。新历史主义所继承的，恰恰正是后一阵营的政治传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主义绝非马克思主义在文学上的简单移植。在经历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洗礼后，在如何理解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政治权力等问题上，新历史主义者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新的思考。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诞生
斯蒂芬·J.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freenblatt， 1943—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曾帮助创作名叫《表征》（Representations）的杂志，该杂志刊登了一些重要的早期新历史主义批评，他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权力形式》（The 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sih Renaissance，1982年）撰写的导言，刺激了新历史主义的成长。在这篇导言中，格林布拉特对他所称的“新历史主义”与新批评、早期历史主义进行了区分，新批评认为文本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结构，早期历史主义则是独白式的，试图发现一种单一的政治观。 格林布拉特在后来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走向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 Culture”，1987年）中，详细论述了他关于新历史主义的主张。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他并不试图“定义”新历史主义，而是要“把它当作一种实践”。使新历史主义区别于20世纪早期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术”的是它对新近理论的开放性;格林布拉特评论说，他自己的观点渗透着福柯的观点，也渗透着人类学与社会理论。他提出，一方面要将这种实践置于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中，另一方面，要把它置于后结构主义之中。
格林布拉特的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1980年）和《莎士比亚式的协商》（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1988年），都采用一种批判性的实践，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深刻地重新评价了文艺复兴时期和其他时期的全部形象，质疑了传统的分析范畴，把新近理论激活起来的一种新能量，灌输到在其文化语境内部对文学进行的研究之中。新历史主义拒绝自身与一系列明确的立场结盟，这样，它借助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各种洞见;反过来，他的洞见已经得到了具有各种不用观点的批评家们的支持。
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的特征
文化与文化诗学
虽然格林布拉特“发明”了“新历史主义”并使之广为流传，但更多的时候，他用“文化诗学”来指称自己的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更像文艺复兴批评中广泛的对历史的回归，而把“文化诗学”更像在这个大的语境中更具格林布拉特个人风格的批评实践。
对格林布拉或者整个新历史主义批评而言，处于中心的都是这样一种观念：文学与其它实践、行为和价值联系在一起，文学总是与非文学的东西相关。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化，反之，为了理解文学，我们不得不理解一个文化。格林布拉特引用沃夫冈·伊泽尔（Wolfgang Iser）、罗伯特·威曼（Robert Weimann）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文化诗学要避开稳定的艺术模仿论，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艺术模仿论，试图重建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物质与话语间不稳定的流通的阐释范式[7]。”
格林布拉特采用了一种与通常的学术论文迥异的、特有的写作方式。对故事（story）讲述的迷恋、轶闻（anecdote）的使用，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和随笔（essay）的形式，是格林布拉特写作最为显著的特征。从此意义来看，他的文化诗学也可以被解读成一种极具个人风格的写作方式。
重塑英国文艺复兴的自我
格林布拉特的1980年的专著《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主题上属于对文艺复兴“主体”的研究传统的一部分，而方法上则是“历史的”。但支撑他的历史研究方法的，不是道格拉斯的实证主义，而是他所谓的“文化诗学”，或“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文学批评的“恰当”目标，不管如何难以实现，都应该是一种“文化诗学”。这种批评“必须少关注风俗和体制的机制，而更多关注一个社会的成员应用到他们经历上的阐释性建构”。[7]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现的历史意义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一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 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反复”，即阐释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过程。这使得格林布拉特所研究的文艺复兴的“自我”呈现出一种与之前同类研究不同的新面目。
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其中一章描写阐释了莫尔的生平、他参与的历史事件、亨利八世宫廷的文化以及莫尔的写作。该章详细描述了莫尔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Self-Fashioning and Self-Cancellation）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莫尔如何从他的文化材料中参与和塑造了一个自我，同时又希望抹去这样塑造的自我。格林布拉特把这种情形称为莫尔的“投入”（engagement）和“疏离”（detachment）之间的辩证[7]。格林布拉特的意图，不是要阐明极富个性的“個人”，而是要揭示无意识地构成每个“私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范式”。“自我”深深地嵌入了“文化”中，甚至在我们一直都认为正相反的地方，也是如此——那些看似凸显自我的行为，实际上也不自觉地吸收了文化或被整合进了文化。同时，格林布拉特并不认为文化是铁板一块，他同时也思考了自我如何反抗社会和文化的整合。
结语
格林布拉特的研究使新历史主义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即成为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倾向和话语权力解析功能的“文化诗学”或“文化政治学”。西方有些学者认为，新历史主义因其自身的理论局限，已经成为“过时”的理论了，甚至已经有人在谈论“新历史主义之后”这个课题了，但新历史主义仍然对文学文化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保罗·H.弗莱，《耶鲁大学公开课：文学理论》[M]，吕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2]鲍忠明等，镜与灯：《押沙龙，押沙龙！》的新历史主义解读[J].外国文学，2011.
[3]M.A.R.哈比布，《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M]，阎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4]盛宁，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J].外国文艺研究，1997.
[5]吴家荣，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大陆文学创作的影响[J].中国文学研究，2017.
[6]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和出路[J].中国文学批评，2015.
[7]朱静，《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8]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