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留言】 文人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针尖对麦芒式的针锋相对，毫无周旋的尖锐或尖刻；一种是既给对方留足面子，也保全了自己的尊严。哪种方式更能体现人生的智慧？更能让旁观者接受？作家老愚对我国著名教育家、书法家启功先生的为人处事之道，有着怎样独到的领悟呢？
　　
　　坊间流传的启功轶事颇为可观，而且个个精彩。但这些段子串起来，给人的却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风趣，智慧，但不乏油滑，圆滑，狡猾，总之似乎有点儿邪气。仔细琢磨后，我发现这跟解读有关。如果不能将本事复原于特定的情境中，必经由他人的附会而走样。对名人，我们习惯于夸张、想象，极而言之，我们也这样杀死了诸多大师。
　　启功先生辞世不过五载，随着字画价格的飙升，他本人也迅速成为传奇。一个真实的大师，在市场的哄抬声中悄然变形。如果我们不能了解一个真实的人生，就无法从他的人生经验里获得任何教益。
　　他是真人，一个遵从本性生活着的人；其次，才是学者和书法家。他不是为了成为大师而来到人世的，他也不是为了身家排行榜而挥毫泼墨的。
　　被人诟病的“自谦”与“自贱”集于一身，恰是启功的智慧之处。他要跟俗世保持距离，又不愿伤害别人，就使出了此招，委屈的是仁者自己。
　　在动乱频仍的中国社会里，如何既安身立命又保有真性情？启功先生可谓范例。作为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和符号，他儒雅、内敛，甚至连写打油诗开玩笑的嗜好都去掉了。他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在俗世与内心之间设置了一道坚实的隔离墙。治人者即使能感觉到他不驯服的存在，却很难抓到一点儿把柄。
　　“和光同尘，与世无违”。在内心里，启功是安静的。他会给自己讲道理服从强权，然后说服自己的妻子接受自己独特的逻辑。从不向执政者提意见却被戴上右派帽子后，老伴时常伤心哭泣。他虽心里也有委屈，但他深知革命的逻辑。他对妻子讲的一番道理，让人动容：“算了，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需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他的超脱通达甚至达到令人诧异的程度。当得知一个素来交恶的人即将西行，他欣然预备了一幅温情的挽联，称两人之间有“缘”。人生如戏，最后都要走下台，善缘恶缘都是无法取舍的缘。谦己让人，启功先生真是可爱极了。
　　委屈的时候，他自有对付的办法。他先前认为《兰亭序帖》为真迹，在接到证明王羲之的《兰亭序帖》为假的授意后，他先是应付着，在权势者屡次逼迫后，他才按照其意旨撰文附和。但附和的逻辑是这样：你说是那样，按照你的要求，就是那样。把启功“我是非常拥护的！”这句话，理解为“曲学阿世”是容易的。但重要的在于，要能设身处地体会他的态度。他不是个战士，从来就不是。翻译家杨宪益说：“启功有旗人的特点，跟老舍一样是怕事的人。性格上就是怕事。”这个“怕事”，讲的就是不与人争的和善，给别人面子也保全自己的尊严。我以为这是一种做人的美德，尽管在某些追求效果的人眼里，有些“小”罢了。他们不想把自己从人群中张扬出来，变成某种标签供人膜拜或待价而沽。
　　即使金刚怒目，也是和婉的，进退极有分寸。北师大某会议室挂有巨幅毛泽东诗词《满江红》的影印手迹，后来这张手迹被摘下来，学校请启先生写一幅字补空。他当面推委了，理由是他不会写那么大的字。有人私下听到启功先生的真理由是：“那个地方，我不敢写。”
　　关于毛泽东草书的价值，有人请教启功：“先生，毛主席的草书，马未都先生说一件就顶他收藏的全部。这是从艺术上说吗？”启功先生回答说：“毛主席的草书那当然是好哇。”“那您觉得呢？”启功说：“我是心服口也服。”“那您也评论一下啊。”启功说：“要说批评，就是那些人当时搞得就他一人能写了。”这就是他的批评方式。你能妄说启功先生没有态度吗？
　　不能说话时，他一个字也不会说。比如，他77岁时遭遇的那场政治考量。
　　索要笔墨的人侵扰不已，启功先生写谢客令仍不能停歇，便躲进招待所，甚至隐身钓鱼台。被逼债如此，自叹可怜——可怜的恐怕更是索要者。而当为老师陈垣先生设立励耘基金时，他可以一次书写交出百张作品。平时有电工、熟人求字，他亦慷慨赐之。碰到赝品制造者，他还体谅对方难处。他有人之常情，也懂人之常情，才有此圆通。但他内心是抵抗官势的，拒绝被官方所利用。这种态度是幽默的，甚至是装傻。他的冷在脸上，只一沉，便到了沸点。
　　人生的智慧深似大海。启功先生是时时逃避“做戏”，比如抽身而出不奉陪官员的“取帽子”；在学校为他祝寿的新潮生日会上，他不悦而退；有人想跟他学书法便拜倒在他脚下，他无奈也给对方下跪……在他面前，鬼魅伎俩一戳即穿。
　　安于当下，行于当世，一点一滴尽在其中。启功先生的不得已，是不得不。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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