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泳

　　游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诗经·谷风》中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的诗句，意思是遇到水深的地方就乘木筏或者乘船摆渡过去，水浅的地方就直接游过去。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已经掌握了游泳这项技能。
　　现代人最初学习游泳时，都会带上游泳圈、浮板之类的工具，借助它们的浮力使自己漂起来。古人在初学游泳时，也制作出了类似的工具。明人罗颀《物原》中记载“燧人氏以匏济水，伏羲氏始乘桴”，这里的“匏”即葫芦，人们浮水时将掏空的大葫芦挂在腰间，这样就不容易下沉。这种渡水工具被形象地称作“腰舟”。“中流失船，一壶（葫芦）千金”，足见其重要性。此外，还有用羊皮缝制而成的充气浮囊，人们将其佩在腰间，或将多个浮囊串联，人坐于其上，即可泛游于江河。

　　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们不断革新游泳技艺，并将之演绎得出神入化。《庄子·达生》中记载了一个民间善游者的故事，说的是孔子在吕梁山游览时，看见一道飞瀑从百丈绝壁直泻而下，底下的河中激流奔腾，涛声震天，即使是“鼋鼍鱼鳖”也不能游动。这时，孔子看见一个男人在水中奋力翻腾，以为他是因痛苦而想自杀的人，便叫弟子赶紧顺着水流去救。谁知这人竟在数百步之外浮出水面，披发高歌，一副悠游自在的模样。在如此险恶的激流中竟能从容自如，其高超的泳技令人惊叹。

　　除了涉足激流外，深水处也出现了善泅者的身影。《水浒传》中的浪里白条张顺，传说其水性可与鱼儿媲美，他在水中快速穿梭的身影，如白条般一闪而过。书中提到他“没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文学作品自有夸张之嫌，但潜水的本领，古人确实早就掌握了。《庄子·达生》曰：“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没人”是指善于潜水的人，他们不仅能够潜入水底捕捉鱼虾，还会深入海底寻找珍珠。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详细介绍了“没人”采珠的过程，他们在正式下海前会先祭祀海神，然后在腰上系一根长绳，下海时嘴里衔一根长长的空管，以便伸出水面呼吸空气。据说他们最深可潜到水下四五百尺处。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各诸侯国相继建立了水师，游泳也成为水兵必须掌握的技能。兵书《六韬·奇兵篇》说：“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在水战中，谁掌握了泅水的本领，谁就抢占了先机。齐桓公为了培养擅长游泳的士兵，下令“能游者赐千金”，训练出善游泳的士兵几万人，打败了越国的水师，巩固了齐国的地位。

　　《资治通鉴》中记载，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楚将许德勋“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叶覆其首，持长刀浮江而下，夜犯其营，且举火，业军中惊扰。德勋以大军进击，大破之，追至鹿角镇，擒业”。由此可见，游泳在古代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游泳技能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把这种水中技巧推广至体育锻炼和休闲娱乐的领域，创造了很多独特的水上活动形式。

　　《晋书·周处传》中提到“（周）处投水搏蛟”，“投水”和现代的跳水极为相似。这一运动在唐宋时期得到快速发展，唐代赵璘《因语录》中就记录了身手不凡的跳水者曹赞，他能在“百尺桩上不解衣服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席”。
　　宋代的水秋千将跳水与荡秋千相结合，对跳水者的水性和勇气要求极高。《东京梦华录》云：“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想要完成这个动作，跳水者需要在船上荡起秋千，并越荡越高，直到荡起的高度与秋千架齐平，这时猛地松开绳子，在海面上迅速翻个筋斗，然后像箭一般扎进水里。这是一种难度极大的跳水表演，因为秋千荡平只在一瞬间，如果没有适时跳离，它就会往回荡，此时再松开绳子跳离，人容易撞到甲板。

弄潮

　　南宋时，杭州钱塘江附近流行一项惊险刺激的水上运动—弄潮。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中旬，临安城被一股莫名的躁动与兴奋笼罩着，当一阵轰鸣声隐约传来，百姓倾城而出，纷纷奔向钱塘江口，驻足于沿江搭建的彩棚中，映入眼簾的则是“天下之伟观”钱塘江大潮。 　　巨大的浪潮犹如玉城雪岭遮天蔽日而来，声如雷霆。翻卷的潮水在江中筑起高高的“城墙”，逼近岸边时已声如洪钟，怒涛激泻。眼前的景象本已令人眩目称奇，接下来的画面更是让人胆战心惊。
　　一群披散头发、身绘龙纹的吴中少年争先跳入潮水中，他们身上系着各色彩缎，或手持红旗，或撑清凉小伞，溯浪而上，丝毫不惧潮水的怒吼。有人在浪尖翻腾跳跃，有人表演着“踏滚木”“水百戏”等惊险动作，赢来岸边观众的阵阵喝彩。

　　这群人被称作“弄潮儿”。南宋诗人辛弃疾在《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中写道：“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北宋文人潘阆每每想到弄潮的惊险，在梦中也会惊醒：“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长忆观潮》）毕竟稍有闪失，弄潮儿就会命丧江中。
　　其实，弄潮活动早在唐代就有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潮。”在浙江钱塘江一带，每年潮起之时，便有一群水性极好者迎着潮水，与浪共舞。当彪悍的弄潮儿勇立潮头时，是最凶猛的浪与最刚烈的善泅者之间的较量。在涛声中，他们展现着自己健壮的体魄与过人的胆量，也向世人展示出勇于与自然抗争的精神。这惊心动魄的画面，吸引着方圆百里的民众前来观看。一些女子甚至对弄潮儿心生爱慕，“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但弄潮的危险性显而易见，胜利者会获得豪民显宦的财物与民众的赞扬，名噪一时;失败者则“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故北宋治平年间，担任临安太守的蔡襄作《戒约弄潮文》，禁止当地军民弄潮。此后弄潮活动虽有所减少，但禁而不绝。南宋时，每年八月十八在钱塘江校阅水师，使得弄潮兴盛一时。宋亡以后，世事迥异，加之弄潮的确过于危险，因此盛况不再。
　　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记录了浙江人喜好弄潮的风尚，“濒江之人，好踏浪翻波”。钱塘诗人瞿佑更写下“须臾金鼓连天震，忙杀中流踏浪儿”的诗句。后因海禁政策及钱塘江潮口变化等原因，明万历以后，“弄潮”便鲜见于史料记载，这一活动最终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数百年后，钱塘江畔六和塔下，每年夏秋季节，来自世界各地的冲浪好手都要在此进行冲浪比赛。他们时而站立潮头，时而急冲直下，矫健的英姿让人大饱眼福，风采不减当年的弄潮儿。

龙舟竞渡

　　多水的自然环境不仅孕育出了水中的游泳健儿、弄潮高手，与水相关的另一项运动也悄然兴起，那就是龙舟竞渡。
　　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提到“按五月五日竞渡”，但“竞渡”这一活动的起源其实更早。我国南方地区自古以来河流湖泊众多，雨季时间长，因而多洪涝。使用舟船最初为古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存技能，而将龙的形象装饰在船上，则是为了祭神，以祈求神的保佑，从而免受洪涝灾害。

　　隋唐以前，民间的竞渡活动并没有固定时间，每年四月到八月之间都有龙舟比赛。到了唐代，龙舟竞渡多集中于端午节前后，并成为江南地区的风俗。五月初五这一天，人们都会在盛装打扮后，围在岸边柳荫下一睹竞渡者的风采。“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三声锣鼓响，方舟并齐发，以夺得终点处的丝缎为胜，拼的就是速度。舟中竞渡者们划动船桨劈波斩浪，越靠近终点，鼓声越紧，场面隆重而热烈。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更受欢迎，规模大盛于前，从都城东京到临安，再向江南地区发展。金明池始凿于五代后周时期，宋太宗即位后加以扩建，扩建后池中可通大船。最初该池用以演练水军，随着时局的变化，金明池逐渐成为水嬉活动的场地，供朝廷与民间泛舟、竞渡和表演水上百戏所用。
　　金明池上的竞渡比赛历来受到北宋皇家的重视，每朝都会拨出专款用以建造船只和奖励竞渡优胜者。每年竞渡的季节，皇帝都会亲临金明池，军民共聚一堂，观赏人群的规模极其浩大，岸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数十艘龙船整装待发，龙头站着一人专门挥舞旗帜，另有击鼓者数人。待军校（裁判员）手中红旗一挥，龙船各鸣锣鼓出阵，跟随鼓点节奏急速划向终点锦标处。
　　杨侃的《皇畿赋》生动描绘了北宋的金明池争标赛：“鹢首万艘而压浪，虹桥一道而通辇…… 俄而旗影霞乱，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过……势震动于山岳，声沸腾于江河。”场面激烈、扣人心大龙舟图 元 王振鹏（传） 弦。

　　南宋以后的龙舟竞渡趋向华丽化，更加注重观赏性和娱乐性。早在宣和年間，就出现了很多表演性质的龙舟。据《梦粱录》记载，这些龙舟一般建有两重台阁，每重有童子几十人，分别扮演菩萨、大将军等，划桨者也都“簪大花、卷脚帽子、红绿戏衫，执棹行舟，戏游波中”。不过，活动仍然以角技夺标为主旨。
　　明清时期，北京城里也有了赛龙舟活动。明代《帝京岁时纪胜》载：“（里二泗）前临运河，五月朔至端阳日，于河内斗龙舟，夺锦标，香会纷纭，游人络绎。”清代《啸亭续录》也提到，乾隆初年的端午，内侍在圆明园的福海中练习竞渡的场景，“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

　　从最开始作为生存技能，到战时水上杀敌的本领，再到带有竞技色彩的水上嬉戏，古代形形色色的水上运动为我们展现了先人的生存智慧、拼搏精神和丰富的创造力，尤其是南方以吴越为代表的水上健儿，更是书写了水上运动的新篇章。而今，“水行不避蛟龙”的大无畏精神，不断挑战自然、战胜自我的竞技精神，仍流传在神州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