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化互动场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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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下,各类音乐综艺选秀节目,已经成为电视媒体建构品牌的支点。但是,在人们艺术审美和收视趣味不断升级、变化的情况下,音乐秀节目要获得受众的看好和认同越来越难。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节目却是一个例外,在短期内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本文围绕《中国好声音》的运作机制对节目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该节目“真音乐,真声音”的基本定位,给大众提供了最真实和平民化平台的运作理念,精心策划和建构双向沟通的运作机制,是其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也为我国电视“音乐秀”节目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 音乐选秀 运作机制
  从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掀起选秀节目的狂潮至今,音乐演唱类选秀节目不断花样翻新,也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节目,如央视的《星光大道》、东方卫视的《声动亚洲》等。但在经历了几年热火以后,音乐类选秀节目日渐式微。雷同、重复、模式单一成为这类选秀节目的瓶颈,公众也出现审美疲劳。一些媒体使尽浑身解数,从煽情、炒作乃至极度迎合受众口味,到回归精英化的艺术路线等招数迭出,也难以挽救这类节目的颓势。然而,就当人们感觉选秀无出路的时候,《中国好声音》犹如一匹黑马,创造了选秀节目的收视奇迹。
  《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出乎人们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其奥秘在哪里,值得分析和探讨。
  一、深层互动的艺术传播场建构
  从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机制与规律角度看,节目的创新,在于能够赢得公众的喜爱和认可,也就是营造良好的用户体验。
  好的节目总是以真实和真情去赢得受众。从使用和满足的角度看,在于使受众在接触中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动态的,而在一定需求满足以后,他们又有新的媒介期待①。粗糙的平民化路线,(比如网上投票、选拔的对象主要来自平民阶层、用群众喜爱的艺术展示方式等),在音乐演唱类选秀节目的初期,主要是一种普遍的参与式满足。但是在新媒体开放和普遍参与的环境下,公众的审美趣味和媒介要求不断提升,对选秀类节目有更高更多的要求。
  在其背后,是公众的心理机制产生作用,其中核心的问题是传播过程中的符号互动,意义产生于人们之间互相作用的过程中获得②。在新的媒介需求和使用期待中,公众在参与传播的意义协商和解读中,需要更深层、更贴近的互动。其中嵌入性、协商式的、开放性的参与节目机制建构,与音乐选秀节目的平民性和艺术性平衡的内容建构成为重要要素。这需要相应节目的运作机制与之有效联通与对接。《中国好声音》成功的主因,就是从用户体验出发,以受众自主互动的艺术传播场的建构为核心,包括评审人(导师)与选手的双向选择与互动、受众对等的心理参与和体验、受众代表的(网络民意)的参与决定等多重参与机制形成的整体互动情境的建构,形成一种有序的、公众积极建构的艺术广场性的传播效应。它突破了单向的、和简单的公众一次性参与的传播模式,构成把艺术性和普及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内在的、积极的、多元的双向对等的传播模式。其主要技巧在于适应用户需求与满足的节目建构和运作模式的创新,其中节目的结构设计、嘉宾和导师的互动、真实与真挚的节目运作流程最具有特色。
  二、真挚、真实的节目展开结构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真挚表现在它的赛制设计上选择盲听、走温情路线、导师选手双向选择。常看选秀节目的观众都知道,以往的选秀节目采用的都是评委否定制。就拿东方卫视的《声动亚洲》来说,在这里,评委掌握着选手的“生殺大权”,选手发挥得不够理想,评委便按下红灯予以否定。评委面向选手,给选手带来一定压力的同时,也有可能对选手的外观先入为主,而影响到对选手声音表现等方面的评判。而《中国好声音》则不同,四位导师采用盲听的方式,能够打动他们让他们选择出中国好声音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声音”,与选手的长相、出身、外观无关。只要导师们听到令他们满意心动的声音,就会转过来,面向选手。而这个转身,给参赛选手的是鼓励。这种赏识性的选拔也很有创意。《中国好声音》的双向选择机制也是它真挚性的体现。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如果一个选手的歌声,使得2位及以上的导师转身,那么就会实现权力翻转,主动权从评委那里,转到了选手本人。选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心仪的导师。这比以往的选秀节目评委永远拥有选择权要更具人性化和亲和力。
  《中国好声音》的真挚性还体现在主持人“边缘化”,评委和选手、观众的互动上。《中国好声音》一改以往娱乐节目主持人操控全场的模式,整个比赛过程中,主持人华少都没有出现在中央舞台上,只是站在候场区陪着参赛选手的亲友一同观看。而整个比赛、整个舞台都是由评委和选手掌控。专业评委之间的“幽默调侃”、 “抢人大战”、“相互拆台与爆料”、评委满足选手要求与他们激情献唱,使现场的气氛轻松自然,这些都让人印象深刻。作为电视娱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娱乐性、观赏性和趣味性确实更强:时而感动、时而幽默、时而鼓励,这使得整个节目显得丰富而又具有艺术表现力和对观众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三、朴实、真情的节目价值取向
  首先表现在朴实的节目定位。选择中国好声音的标准只有一个:声音。来到《中国好声音》的演唱嘉宾,他们身上都流露着一种清新质朴的气息。与其他选秀节目中的参赛嘉宾相比,他们少了一些浓妆艳抹,少了一些雍容华贵。台上的歌手可以不施粉黛,以生活中最自然的状态出现;可以不受外型,不分三六九等。男生衬衣、T恤、牛仔裤,女生简简单单的连衣裙或者衬衣牛仔裤,这是《中国好声音》参赛选手常见的打扮。他们穿着十分符合他们的身份,展现了他们最本真的一面。
  其次表现在节目真情的展示。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很多人身上都有真情故事,都有一个单纯的愿望:徐海星为完成过世爸爸的心愿,一曲《自己》震撼评委,如愿成为刘欢的学员;金志文为感谢女友八年不离不弃的陪伴,一曲自己改编的《为爱痴狂》,让导师杨坤几度飙泪……
  正是因为歌曲中有他们想要表达的情感,正是因为他们融入歌曲中太多的浓情与激情,他们才能有出色的演唱,打动评委,打动观众……而跟以往选秀节目选手在舞台上“大打煽情故事牌”、“才艺不足,故事补救”不同,《中国好声音》的选手就算故事再煽情也不影响评委的选择,因为导师在听歌时,处于盲听状态,当导师们转过身来听选手讲故事的时候选择早已做出,无法改变。而这些真情故事却有助于让我们更加了解一个个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学员,也有助于提升观众的兴趣,更有助于体现出节目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   四、平等、人性化的评选运作机制
  《中国好声音》的评委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都是明星,可是他们却一改以往选秀节目评委给人遥不可及的印象,放下身段。为招纳贤才,杨坤甚至对选手多亮说:“只要你来到我的团队,我们相互学习。”这样的谦逊之语,足见导师们的真挚。
  四位导师在肯定“强者”顺利晋级的同时,也没有歧视“弱者”的失败而归。那英在节目中同“准妈妈”齐雯合唱《白天不懂夜的黑》、杨坤和张赫宣合唱《无所谓》,虽然这些选手在当时都没能赢得四位导师的转身,但是对于这些音乐爱好者来说,能和偶像同台献艺是他们的梦想。是《中国好声音》给了他们机会,照亮了他们的梦想。
  总体来说,《中国好声音》的核心在于以真实、真挚为基础,激活和优化了观众的体验。“节目真挚、选手真挚、导师真挚”,这“三味真火”再一次点燃了观众观看选秀节目的激情,满足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讓《中国好声音》成为这个夏天最“红”的声音。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看作是有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③使用与满足研究从受众角度出发,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应,它以一种“用户中心”的视角,对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的心理进行深层次的解读,体现了一种受众本位和对受众需求关注的人本主义思想。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他们渴望通过电视节目来转移注意力,寻找一种由娱乐消遣所带来的心理上刺激感和快感。然而,时下的综艺娱乐节目太过于“人工化”、“程式化”、“伪娱乐化”,有些甚至以炒作、绯闻为卖点,给受众留下不良印象而逐渐淡出受众视野。所以,受众越来越喜欢追寻一种原生态的电视娱乐节目,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而《中国好声音》节目郑重承诺,拒绝“毒舌”,杜绝绯闻,以真声音、真音乐为唯一宗旨,力争让刘欢、那英、庾澄庆、杨坤四位明星导师找到值得培养的乐坛新人,为中国乐坛的发展提供一批怀揣梦想、具有天赋才华的音乐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说,正是这些真实的微妙元素,给中国电视娱乐注入了清新宜人的“氧气”。也正是这些返璞归真的真实,让《中国好声音》一路飙红,在第一期就以1.477收视率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在以后的几期节目中又直线上升,屡次创下综艺节目的收视奇迹。
  参考文献
  ①③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4
  ②[美]斯蒂文·小约翰 著,陈德民 等译:《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83
  (作者: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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