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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锡伯族风俗的变迁为例，简述影响民族风俗的主要因素，并据此对民俗发展的总体趋势作出判断。
关键词 锡伯族 民族风俗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Shallow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ationality Customs
——Takes Xibo Nationality Custom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HE Yuxin[1], GUO Yifei[2]
([1]Bilingual School, Xinjiang Education College, Urumchi, Xinjiang 830043;
[2]Chinese Education Institute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chi, Xinjiang 830063)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change of xibe nationality custom as an example, briefly discusses the main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nationality customs, and accordingly judge the folk development trends.
Key wordsXibo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custom; development trend
所谓风俗，是千百年来基于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之上，在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群体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共同的风俗，也有许多不同的风俗。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好的风俗得以保留、传承和发扬，不好的风俗则被淡忘或摈弃，民族风俗发展过程就是个漫长的扬弃过程。本文以锡伯族风俗的变迁为例，浅议民族风俗发展的总体趋势。
1 影响民族风俗发展的主要因素
纵观分布在东北辽宁和新疆伊犁的锡伯族风俗发展史，可以看出影响民族风俗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生产方式。这是诸多民俗存在形态的决定因素。解放前锡伯族主要从事农耕和渔业生产。从农耕方面看，由于山地离村屯较远，不宜个人单独经营，灌溉主要依靠山水，因而新疆锡伯族耕种山地主要实行“岳喜制”（合伙生产）：山地公有，官方分配地亩，耕种者根据生产需要寻找合伙人，共同出生产资料、籽种、劳动力，年底不论劳动力强弱、生产技术高低、平均分配收获物。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很长时间内，锡伯族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和睦、比较团结。譬如，一家有婚丧之事，百家都来关心帮忙，有力的出力，有物的赠物，有钱的出钱；如果某家遭到天灾人祸，大家更是纷纷接济。从渔业方面看，由于捕鱼受水文影响比较大，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锡伯族对“开网”格外重视，要求在“开网”之前，要举行隆重的祭网仪式：滩主宰一头肥猪，将猪头煮熟后，供在用柳枝搭起的祭架上，同时燃香磕头，祈求河神（渔神）渔猎丰收，并且将渔网浸泡在猪血里面。捕获的第一条鱼不能食用，而是供在祭架上，让渔神“享用”。
（2）民族融合。民俗本质上是种文化。民族融合的重要内容就是文化融合。锡伯族是善于学习和接触兄弟民族先进文化的民族。由于在历史上长期和其他民族杂居，锡伯族的民俗既保留自身的特点，也融合了蒙、满、汉等民族的特色。譬如，在服饰上，就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点。在元代以前，锡伯族的服饰一直保持了其祖先——鲜卑族的特点。到元代，由于受蒙古族的影响，其服饰特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男人为了便于骑马射箭，穿左右开叉的滚边长袍，腰束粗布腰带，头戴圆顶帽，脚穿长筒靴。到明末清初，锡伯族吸收了满族服饰特点，男人都喜欢用青、蓝、棕、黑等颜色布料，而且喜欢穿长袍、马褂等。1764年，部分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通过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等民族的交往，在服饰上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当地民族的优点，传统的锡满结合的服饰开始发生变化。清朝覆灭后，锡伯族与汉族往来增多，其服饰又吸收了农业生产技术，他们生产的“锡伯米”，清初已负有盛名，这就决定了锡伯族的饮食习惯离不开大米。再如，受汉族儒家思想影响，锡伯族一直把尊老爱幼当作美德。过去，老人寿终后，子女要守孝三年，有的孝子甚至在茔地盖房守孝，这与汉人的习俗基本相似。
（3）制度变迁。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制度是居于民俗之上的上层建筑。制度的变迁能够轻易地左右民俗的变化，而且具有很大的强制性。譬如，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锡伯族原有的“岳喜制”生产方式也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原始共产主义之下的民俗不得不发生变化。又如，锡伯族自古喜爱捕鱼，但由于政府要求保护渔业资源，合理安排捕鱼时间，这种习俗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再如，锡伯族自秦汉以来都一直延续下来的狩猎文化，但到20世纪（下转第195页）（上接第170页）90年代以后，这种文化就成了锡伯族记忆之中的文化现象。原因在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府提倡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制度不允许滥捕滥杀现象存在。
（4）宗教信仰。解放前，多数锡伯族群众信仰萨满教，但是走“实用”道路，用的时候信，不用时就不一定信。因而，萨满教没有专习的教义，也没有专祭的寺庙，只在跳神时唱萨满歌、跳萨满舞。尽管如此，萨满教在较长的历史上对锡伯族的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譬如，萨满教认为，初升的太阳代表生机，因而锡伯族居住的平房（马架子）多坐西向东，其中就有祈求吉祥之意。随着宗教信仰的变化，锡伯族的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譬如，在喇嘛教传入之前，锡伯人死后，要请萨满跳神慰灵、送魂入阴间，而自从喇嘛教传入并基本占据锡伯教信仰心理之后，萨满的这些活动便由喇嘛替代，人死后逐渐转由喇嘛念经超度。不仅如此，连萨满死后，也由以前的请萨满跳神送灵，逐渐改为请喇嘛念经超度。在某种意义上，宗教的力量犹如制度力量，甚至强于制度，因而，宗教信仰对民俗的影响程度也不可小看。
2 民俗发展趋势的判断
了解了影响民俗发展的主要因素，就不难发现和把握民俗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管政府如何运用公权力去介入民俗发展进程，各民族的风俗都将出现“趋同”的态势，具体地说，就是各民族风俗将与汉族风俗不断交流、融合，但共同点将逐渐超过差异性，并最终形成以汉族风俗为主的中华民族共同的风俗文化。原因在于：
（1）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大大缩小，生产方式日益趋同。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不论是个体生产者，还是集体生产者，追求利益的本能，促使生产者运用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进入，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同行业生产方式基本趋同。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其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必然日益趋同。
（2）得益于交通的现代化，不同民族的交流面扩大，融合速度加快，民族观念在融合中将日益淡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已经消除了中原和边远地区交流的障碍，汉人与边远少数民族的交流将不断增多，大量少数民族青年涌到了内地务工，大量内地商人、游客又涌到边疆地区投资经商和旅游，民族融合的步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持续加快，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传承的风俗快速发展。譬如，汉人为主体的过年风俗得到越来越多民族同胞的认可，从而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
参考文献
[1]贺灵,佟克力.锡伯族风俗志[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4.
[2]仲高.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M].民族出版社,2008.7.
关键词 锡伯族 民族风俗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Shallow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ationality Customs
——Takes Xibo Nationality Custom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HE Yuxin[1], GUO Yifei[2]
([1]Bilingual School, Xinjiang Education College, Urumchi, Xinjiang 830043;
[2]Chinese Education Institute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chi, Xinjiang 830063)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change of xibe nationality custom as an example, briefly discusses the main factor that influence the nationality customs, and accordingly judge the folk development trends.
Key wordsXibo nationality; nationality custom; development trend
所谓风俗，是千百年来基于生产和生活实践基础之上，在生产力水平、自然环境、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群体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共同的风俗，也有许多不同的风俗。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好的风俗得以保留、传承和发扬，不好的风俗则被淡忘或摈弃，民族风俗发展过程就是个漫长的扬弃过程。本文以锡伯族风俗的变迁为例，浅议民族风俗发展的总体趋势。
1 影响民族风俗发展的主要因素
纵观分布在东北辽宁和新疆伊犁的锡伯族风俗发展史，可以看出影响民族风俗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生产方式。这是诸多民俗存在形态的决定因素。解放前锡伯族主要从事农耕和渔业生产。从农耕方面看，由于山地离村屯较远，不宜个人单独经营，灌溉主要依靠山水，因而新疆锡伯族耕种山地主要实行“岳喜制”（合伙生产）：山地公有，官方分配地亩，耕种者根据生产需要寻找合伙人，共同出生产资料、籽种、劳动力，年底不论劳动力强弱、生产技术高低、平均分配收获物。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在很长时间内，锡伯族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和睦、比较团结。譬如，一家有婚丧之事，百家都来关心帮忙，有力的出力，有物的赠物，有钱的出钱；如果某家遭到天灾人祸，大家更是纷纷接济。从渔业方面看，由于捕鱼受水文影响比较大，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锡伯族对“开网”格外重视，要求在“开网”之前，要举行隆重的祭网仪式：滩主宰一头肥猪，将猪头煮熟后，供在用柳枝搭起的祭架上，同时燃香磕头，祈求河神（渔神）渔猎丰收，并且将渔网浸泡在猪血里面。捕获的第一条鱼不能食用，而是供在祭架上，让渔神“享用”。
（2）民族融合。民俗本质上是种文化。民族融合的重要内容就是文化融合。锡伯族是善于学习和接触兄弟民族先进文化的民族。由于在历史上长期和其他民族杂居，锡伯族的民俗既保留自身的特点，也融合了蒙、满、汉等民族的特色。譬如，在服饰上，就体现了民族融合的特点。在元代以前，锡伯族的服饰一直保持了其祖先——鲜卑族的特点。到元代，由于受蒙古族的影响，其服饰特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如男人为了便于骑马射箭，穿左右开叉的滚边长袍，腰束粗布腰带，头戴圆顶帽，脚穿长筒靴。到明末清初，锡伯族吸收了满族服饰特点，男人都喜欢用青、蓝、棕、黑等颜色布料，而且喜欢穿长袍、马褂等。1764年，部分锡伯族西迁新疆伊犁，通过和当地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等民族的交往，在服饰上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当地民族的优点，传统的锡满结合的服饰开始发生变化。清朝覆灭后，锡伯族与汉族往来增多，其服饰又吸收了农业生产技术，他们生产的“锡伯米”，清初已负有盛名，这就决定了锡伯族的饮食习惯离不开大米。再如，受汉族儒家思想影响，锡伯族一直把尊老爱幼当作美德。过去，老人寿终后，子女要守孝三年，有的孝子甚至在茔地盖房守孝，这与汉人的习俗基本相似。
（3）制度变迁。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里，制度是居于民俗之上的上层建筑。制度的变迁能够轻易地左右民俗的变化，而且具有很大的强制性。譬如，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锡伯族原有的“岳喜制”生产方式也演变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原始共产主义之下的民俗不得不发生变化。又如，锡伯族自古喜爱捕鱼，但由于政府要求保护渔业资源，合理安排捕鱼时间，这种习俗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再如，锡伯族自秦汉以来都一直延续下来的狩猎文化，但到20世纪（下转第195页）（上接第170页）90年代以后，这种文化就成了锡伯族记忆之中的文化现象。原因在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府提倡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制度不允许滥捕滥杀现象存在。
（4）宗教信仰。解放前，多数锡伯族群众信仰萨满教，但是走“实用”道路，用的时候信，不用时就不一定信。因而，萨满教没有专习的教义，也没有专祭的寺庙，只在跳神时唱萨满歌、跳萨满舞。尽管如此，萨满教在较长的历史上对锡伯族的生活产生较大影响。譬如，萨满教认为，初升的太阳代表生机，因而锡伯族居住的平房（马架子）多坐西向东，其中就有祈求吉祥之意。随着宗教信仰的变化，锡伯族的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譬如，在喇嘛教传入之前，锡伯人死后，要请萨满跳神慰灵、送魂入阴间，而自从喇嘛教传入并基本占据锡伯教信仰心理之后，萨满的这些活动便由喇嘛替代，人死后逐渐转由喇嘛念经超度。不仅如此，连萨满死后，也由以前的请萨满跳神送灵，逐渐改为请喇嘛念经超度。在某种意义上，宗教的力量犹如制度力量，甚至强于制度，因而，宗教信仰对民俗的影响程度也不可小看。
2 民俗发展趋势的判断
了解了影响民俗发展的主要因素，就不难发现和把握民俗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不管政府如何运用公权力去介入民俗发展进程，各民族的风俗都将出现“趋同”的态势，具体地说，就是各民族风俗将与汉族风俗不断交流、融合，但共同点将逐渐超过差异性，并最终形成以汉族风俗为主的中华民族共同的风俗文化。原因在于：
（1）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推广，各地的生产力水平差异大大缩小，生产方式日益趋同。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不论是个体生产者，还是集体生产者，追求利益的本能，促使生产者运用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换句话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进入，少数民族居住的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同行业生产方式基本趋同。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其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必然日益趋同。
（2）得益于交通的现代化，不同民族的交流面扩大，融合速度加快，民族观念在融合中将日益淡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现代交通工具已经消除了中原和边远地区交流的障碍，汉人与边远少数民族的交流将不断增多，大量少数民族青年涌到了内地务工，大量内地商人、游客又涌到边疆地区投资经商和旅游，民族融合的步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持续加快，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传承的风俗快速发展。譬如，汉人为主体的过年风俗得到越来越多民族同胞的认可，从而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占有更加突出的位置。
参考文献
[1]贺灵,佟克力.锡伯族风俗志[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4.
[2]仲高.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M].民族出版社,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