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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还文债，写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编辑学案分析》（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真没想到会获第二届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更没想到与名学者大学者的论文一起获奖。直接或间接的同行反应倒略有所闻。
王蒙在2012年7月2日给我回信说：“我给您提到的文章作者之一的崔建飞先生，转去了尊作，他回信中有所反应，附上，仅供参考。我未必有什么说法了。”崔建飞曾在王蒙的“熏陶下写成”《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文以较详实的史料坐实了我十几年前听到的该小说惊动毛泽东的传闻，对我的研究助益甚多。南开大学赵航教授2012年6月19日来信说：“细细拜读了大作。第一感觉：震撼。做学问功夫下到如此，而且角度找得如此准确、巧妙、典型，足见功夫。这样的研究完全掘开编辑出版的底蕴，开拓出一个研究的新空间。”曾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2012年6月28日也来信说题目选得好。他说：
你选这样一个题目做文章，本身就代表学术水平。考证史实，资料详实可信。用真正的出版学与编辑学观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编辑加工，颇为恰当。秦兆阳这件事以前听说过，未闻其详，拜读大作，才知原委。改革开放以前，主编难做，这方面我也有亲身体会，所以我十分同情秦兆阳。秦兆阳本来没有做错什么事，他通过加工将小说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突出起来，这内容本是当年党中央倡导的，他的原意是为政治服务，毫无反党之意。后来，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右派向党进攻的罪证；这一点，他加工稿件时根本无法知道。不仅是秦兆阳无法知道，别人也无法知道。如果没有反右派，秦兆阳这样加工，或许就是功绩，而不是过错。秦自己成为右派，也与这件事有关。其中关键，是政治对文艺、对刊物的横加干预。
我第一次听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编辑工作的曲折经历是1988年10月下旬。我到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龙世辉家中访谈时，他提到秦兆阳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此事惊动了毛主席，说当时开会讨论时曾有人提议以勘误表的形式公开王蒙原稿和秦兆阳改稿。真乃前所未闻，我颇为震撼又将信将疑。满怀发现富矿的惊喜，我回去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资料，公开讨论的资料见于1957年5月的《人民日报》，较为详细、具体，但不见龙世辉所说的蛛丝马迹。失落之余，我也嘀咕，是否龙世辉夸大其辞？第一次有心探究的热火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1995年在河南日报社编辑《新闻爱好者》杂志时，偶然从报社资料室看到了《中国女记者》第2辑，其中收录了新华社原记者沈鼎和她1957年写的两篇通讯，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加工改稿的讨论，她旋即因此而被打成“右派”。我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半月谈》杂志社，还真找到了她。她以事过多年为由不愿多谈，无论怎么陈情恳求，她都坚毅而和气地拒绝，几通电话下来，我唯一知晓的是她为此多次采访过秦兆阳，秦兆阳也不希望她发表新闻稿披露他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事。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曾有心去拜访沈鼎，她老人家还记得我，并主动告我，她曾在与戴文葆先生的见面聚会中谈及过我，祝愿我抢救史料的工作成功。但当我再次提出采访讨教时，她又一次婉拒了。事情就这样第二次停歇下来。
我一直认为秦兆阳是解析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历史形态的殊为难得的个案，也一直有心就他展开系统研究甚至撰写传记，有关心绪或者说心路历程已先后写入《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首发于《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97年第7期）和《〈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中。概而言之，我于2003年将秦兆阳研究列入我所负责的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学科规划中，并约请本校同事和湖南师大周国清教授等友朋撰稿，2008年底编撰完成了《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初稿，但我认为，一本研究编辑家秦兆阳的专书，不深入挖掘资料，解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的个案，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遗憾。尽管此前早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我仍向出版社解释，暂缓出版《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
2009年至2010年整整两年，我沉浸在《共和国期刊60年》的编撰之中，甘苦备尝。偶想起秦兆阳，终无暇顾及。2011年3月24日，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给我短信：“老兄：写篇大文章吧，我给兄留着版面。先谢。”
我与伟民相识于2005年盛夏，我和他一起到南京大学学报公干。本应下午两点起飞的航班一再拖延、组并，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起飞。我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便主动向他谈及求学之困，以领教突破之策。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他浸润其中的那套历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显然是最有益、更有效的。在首都机场那高大静谧的厅堂里，我急促地说，他静静地听。我说到动情处，难免摇头叹息。我想听这位学兄指点迷津时，他轻声地跟我说了一句：“我下个月就调《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了，给我写篇文章吧，就你研究感兴趣的，写什么都行。”而我期待的编辑学研究方法的突破、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方法对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启迪与借鉴等话题，他避而不谈。我只好回答他，在做出博士论文以前，写文章的事几乎不可能。他也没说什么，只是朝我微笑。我这才发现，伟民那双有点凹陷的眼睛又黑又亮。他顶着耀眼的光头，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但那耀眼光头下的眼睛呢？或被光头遮蔽了，或被我等忽视了。
写什么曾是我犯难的事。《清华大学学报》由伟民主持编政后起色很大，增设的“期刊与评价”专栏风生水起，所发论文直面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界的现实问题。我可以也应该撰文参与这方面的讨论。此时，因调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我有心抓住机会，将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项目收尾以利交接，便决计以秦兆阳的研究文章答谢伟民的约稿之请。
自闭家中三个月，我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的四个问题》。1992年底，我出版第一本专著《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反响颇为热烈。1993年6月，中国编辑学会还假座国家新闻出版署会议室为该书召开了一个座谈会。2006年，有出版社提议修订重版，我为之心动。重新检视一个多月后，我只得放弃。尽管手中还有些材料可以补充，也应该对原书中某些观点、说法予以完善，但改章难于造篇。小改补益不大，大改又很难。不只难在绝大部分章节要另起炉灶改写改造，更难在旧书新写的心理挑战。有关学术又似乎无关学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人类认知的一般过程，以20年后的认知修订20年前的成果，唤起的并不全是喜悦，也有外科大夫给自己整容的艰难。古人警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对秦兆阳的研究再不能像当年对龙世辉的传述那样青涩、留下诸多遗憾了。多年来我都这样期许，结果究竟如何呢？ 2011年8月11日，伟民看过初稿，短信鼓励我：“大作很精彩。我要了！文中可以放开评论，可以发些编辑学的高论。”第二天，他给我三个建议：“文字凝练；参考拙刊规范，补充提要、关键词；加强编辑学分析内容，尤其对编辑职业‘理解之同情’方面的分析。”
9月11日，我寄去第二稿。在附信中还说：遵你建议改的，自以为比一稿有较大提高，基本把事情理明白，至于是否说清楚了，说到位了，没底。这次正好家属提供了一些难得的一手材料，再加上你及时点拨我写编辑甘苦，一经提醒，我似乎就通了，明白了许多。遗憾的是篇幅有增加。如把四个问题拆开，意味似乎又差了很多。
2011年11月14日编辑部发来匿名评审的“参考意见”：
目前文章由对四个问题的探讨组成，结构比较松散，而且有点头重脚轻；文中引用史料丰富，但基于史料的判断和论述比较少。建议在几个问题之间建立比较清晰的逻辑脉络，探求其间的因果联系和矛盾变化，对秦兆阳编辑生涯之独特价值给出初步的解释和评价，进而倡导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这样或有助于本文形成一条清晰完整的叙述脉络，也会提升本文的理论价值。
第一部分学案占用篇幅过大，而且此部分行文不够简洁清晰，史料的选择和组织都值得进一步推敲。建议大幅度压缩，不求对此事件作全面的考证，减少其他论者已讲过的一般性史料和叙述，使精选的新鲜史料紧密围绕全篇的中心论点组织，这样可以突出重述这一学案的新意，更好地服务于全文主旨。一些很有价值，但偏离于本文主线的史料和观点，可以另外形成一篇专门谈论此学案的文章。
第三、四部分问句比较多，运用问句固然可以提出秦兆阳研究中的问题，启发读者思索，但也容易给人思考不够成熟的印象。考虑到学术论文的文体特征，其中一些并非必要的问句，建议尽量改为陈述句或给出初步的解答。
余论部分对秦兆阳编辑研究状况进行总结评价时，最好能够对迄今为止的相关学术史作简要的梳理和综述，以佐证文中“几近停滞、零碎”之概括评价。文中谈到的一些话题，若曾有人谈过，可以多做一些必要的引述和回应，以便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话语场，这会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一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和本文的新意所在。
余论部分“结构化方法”的提法颇有新意，但对方法的阐述过于简单，后面讲的此方法在秦兆阳研究中的运用，似乎只是从“社会—时代”与一位“三合一”编辑家的互动的角度来把握秦兆阳，“结构化方法”究竟有何特色，仍是语焉不详。建议或者对“结构化方法”的内涵做出更清晰深入的阐释，或者先删去这一提法，另文专门论述。
……
意见是电子邮件，我却像看碑帖一样，每句话，每个词都细细琢磨。叹服之余，我想向编辑部打听这匿名专家以利今后拜师求教。想到难免引起误解、可能让编辑部为难而作罢。却总想追问：这是一个评审专家的意见，还是多个专家的意见？这专家是搞哪个学科的？不管搞哪个学科，都可能是写大文写长文的高人；这是评审专家意见的直接转发还是编辑部又做了整理？学术论文鉴审是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编辑出版学人，也该对此有所想象和试图追问的。体会、消化、理解一周后，我打电话给伟民：很感谢匿名评审意见，我会根据意见再修改。
2012年寒假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这篇论文的修改中，结果是，原文第一部分独立成篇并大加扩充给了《清华大学学报》；其余部分，以《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的四个问题》投寄给向我约稿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改标题中的“四个”为“若干”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该期学报出版的前后，主编张积玉先生还打电话给我，说第四部分“编辑家研究的结构化方法很有新意”，建议我把这一节单独摘出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这一节是根据清华学报的匿名评审意见扩充改写的。他们意见暗合，让我心动：行家就是行家。社科学术期刊资深编辑们有其共同的职业敏感、相同的专业判断、甚至基本一致的经验或科学的认知方法，不过我等未能揭示而已。
匿名评审是学术期刊界的国际通行惯例。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到底该不该、又如何引进、实施这一制度，我在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建设后开始积极关注。早前曾意识到这是学术期刊质量保障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学术期刊培养其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曾有心呼吁、推动。后来在调研中，一位主编坦诚告我：并非每篇论文均要匿名评审，即使一个编辑部只三分之二的论文匿名评审，也是一笔相当大的经费开支，更不用说人员精力。听这位资深主编细数账目，我为之咂舌。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有关部门资助学术期刊，明确将匿名评审费用纳入资助范围，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制度已得到更大范围和力度的推广。
我由这次被匿名评审的经历，意外地感知、体会到匿名评审的价值：一个学者的研究越前沿，他自身便越孤独甚至无助，恰当、中肯的匿名评审意见正好送上了及时的甘霖，滋润学人内心，帮助他更好地完成那段探究的旅程。
（李频，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蒙在2012年7月2日给我回信说：“我给您提到的文章作者之一的崔建飞先生，转去了尊作，他回信中有所反应，附上，仅供参考。我未必有什么说法了。”崔建飞曾在王蒙的“熏陶下写成”《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文以较详实的史料坐实了我十几年前听到的该小说惊动毛泽东的传闻，对我的研究助益甚多。南开大学赵航教授2012年6月19日来信说：“细细拜读了大作。第一感觉：震撼。做学问功夫下到如此，而且角度找得如此准确、巧妙、典型，足见功夫。这样的研究完全掘开编辑出版的底蕴，开拓出一个研究的新空间。”曾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2012年6月28日也来信说题目选得好。他说：
你选这样一个题目做文章，本身就代表学术水平。考证史实，资料详实可信。用真正的出版学与编辑学观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编辑加工，颇为恰当。秦兆阳这件事以前听说过，未闻其详，拜读大作，才知原委。改革开放以前，主编难做，这方面我也有亲身体会，所以我十分同情秦兆阳。秦兆阳本来没有做错什么事，他通过加工将小说中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突出起来，这内容本是当年党中央倡导的，他的原意是为政治服务，毫无反党之意。后来，把反对官僚主义当作右派向党进攻的罪证；这一点，他加工稿件时根本无法知道。不仅是秦兆阳无法知道，别人也无法知道。如果没有反右派，秦兆阳这样加工，或许就是功绩，而不是过错。秦自己成为右派，也与这件事有关。其中关键，是政治对文艺、对刊物的横加干预。
我第一次听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编辑工作的曲折经历是1988年10月下旬。我到作家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龙世辉家中访谈时，他提到秦兆阳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此事惊动了毛主席，说当时开会讨论时曾有人提议以勘误表的形式公开王蒙原稿和秦兆阳改稿。真乃前所未闻，我颇为震撼又将信将疑。满怀发现富矿的惊喜，我回去后就开始查找有关资料，公开讨论的资料见于1957年5月的《人民日报》，较为详细、具体，但不见龙世辉所说的蛛丝马迹。失落之余，我也嘀咕，是否龙世辉夸大其辞？第一次有心探究的热火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1995年在河南日报社编辑《新闻爱好者》杂志时，偶然从报社资料室看到了《中国女记者》第2辑，其中收录了新华社原记者沈鼎和她1957年写的两篇通讯，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有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加工改稿的讨论，她旋即因此而被打成“右派”。我急不可待地把电话打到《半月谈》杂志社，还真找到了她。她以事过多年为由不愿多谈，无论怎么陈情恳求，她都坚毅而和气地拒绝，几通电话下来，我唯一知晓的是她为此多次采访过秦兆阳，秦兆阳也不希望她发表新闻稿披露他编辑加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事。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曾有心去拜访沈鼎，她老人家还记得我，并主动告我，她曾在与戴文葆先生的见面聚会中谈及过我，祝愿我抢救史料的工作成功。但当我再次提出采访讨教时，她又一次婉拒了。事情就这样第二次停歇下来。
我一直认为秦兆阳是解析中国当代文学编辑历史形态的殊为难得的个案，也一直有心就他展开系统研究甚至撰写传记，有关心绪或者说心路历程已先后写入《磨稿亿万字，多少悲欢泪——缅怀秦兆阳先生》（首发于《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转载于《新华文摘》1997年第7期）和《〈编辑家秦兆阳研究〉编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中。概而言之，我于2003年将秦兆阳研究列入我所负责的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学科规划中，并约请本校同事和湖南师大周国清教授等友朋撰稿，2008年底编撰完成了《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初稿，但我认为，一本研究编辑家秦兆阳的专书，不深入挖掘资料，解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的个案，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遗憾。尽管此前早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我仍向出版社解释，暂缓出版《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一书。
2009年至2010年整整两年，我沉浸在《共和国期刊60年》的编撰之中，甘苦备尝。偶想起秦兆阳，终无暇顾及。2011年3月24日，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给我短信：“老兄：写篇大文章吧，我给兄留着版面。先谢。”
我与伟民相识于2005年盛夏，我和他一起到南京大学学报公干。本应下午两点起飞的航班一再拖延、组并，直到晚上九点多才起飞。我当时正攻读博士学位，便主动向他谈及求学之困，以领教突破之策。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研究》的编辑工作。他浸润其中的那套历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我看来显然是最有益、更有效的。在首都机场那高大静谧的厅堂里，我急促地说，他静静地听。我说到动情处，难免摇头叹息。我想听这位学兄指点迷津时，他轻声地跟我说了一句：“我下个月就调《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了，给我写篇文章吧，就你研究感兴趣的，写什么都行。”而我期待的编辑学研究方法的突破、社会科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方法对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启迪与借鉴等话题，他避而不谈。我只好回答他，在做出博士论文以前，写文章的事几乎不可能。他也没说什么，只是朝我微笑。我这才发现，伟民那双有点凹陷的眼睛又黑又亮。他顶着耀眼的光头，走到哪里都是一道风景。但那耀眼光头下的眼睛呢？或被光头遮蔽了，或被我等忽视了。
写什么曾是我犯难的事。《清华大学学报》由伟民主持编政后起色很大，增设的“期刊与评价”专栏风生水起，所发论文直面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界的现实问题。我可以也应该撰文参与这方面的讨论。此时，因调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我有心抓住机会，将北京市传播学重点建设项目收尾以利交接，便决计以秦兆阳的研究文章答谢伟民的约稿之请。
自闭家中三个月，我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的四个问题》。1992年底，我出版第一本专著《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从〈林海雪原〉到〈芙蓉镇〉的编审历程》，反响颇为热烈。1993年6月，中国编辑学会还假座国家新闻出版署会议室为该书召开了一个座谈会。2006年，有出版社提议修订重版，我为之心动。重新检视一个多月后，我只得放弃。尽管手中还有些材料可以补充，也应该对原书中某些观点、说法予以完善，但改章难于造篇。小改补益不大，大改又很难。不只难在绝大部分章节要另起炉灶改写改造，更难在旧书新写的心理挑战。有关学术又似乎无关学术。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是人类认知的一般过程，以20年后的认知修订20年前的成果，唤起的并不全是喜悦，也有外科大夫给自己整容的艰难。古人警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对秦兆阳的研究再不能像当年对龙世辉的传述那样青涩、留下诸多遗憾了。多年来我都这样期许，结果究竟如何呢？ 2011年8月11日，伟民看过初稿，短信鼓励我：“大作很精彩。我要了！文中可以放开评论，可以发些编辑学的高论。”第二天，他给我三个建议：“文字凝练；参考拙刊规范，补充提要、关键词；加强编辑学分析内容，尤其对编辑职业‘理解之同情’方面的分析。”
9月11日，我寄去第二稿。在附信中还说：遵你建议改的，自以为比一稿有较大提高，基本把事情理明白，至于是否说清楚了，说到位了，没底。这次正好家属提供了一些难得的一手材料，再加上你及时点拨我写编辑甘苦，一经提醒，我似乎就通了，明白了许多。遗憾的是篇幅有增加。如把四个问题拆开，意味似乎又差了很多。
2011年11月14日编辑部发来匿名评审的“参考意见”：
目前文章由对四个问题的探讨组成，结构比较松散，而且有点头重脚轻；文中引用史料丰富，但基于史料的判断和论述比较少。建议在几个问题之间建立比较清晰的逻辑脉络，探求其间的因果联系和矛盾变化，对秦兆阳编辑生涯之独特价值给出初步的解释和评价，进而倡导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这样或有助于本文形成一条清晰完整的叙述脉络，也会提升本文的理论价值。
第一部分学案占用篇幅过大，而且此部分行文不够简洁清晰，史料的选择和组织都值得进一步推敲。建议大幅度压缩，不求对此事件作全面的考证，减少其他论者已讲过的一般性史料和叙述，使精选的新鲜史料紧密围绕全篇的中心论点组织，这样可以突出重述这一学案的新意，更好地服务于全文主旨。一些很有价值，但偏离于本文主线的史料和观点，可以另外形成一篇专门谈论此学案的文章。
第三、四部分问句比较多，运用问句固然可以提出秦兆阳研究中的问题，启发读者思索，但也容易给人思考不够成熟的印象。考虑到学术论文的文体特征，其中一些并非必要的问句，建议尽量改为陈述句或给出初步的解答。
余论部分对秦兆阳编辑研究状况进行总结评价时，最好能够对迄今为止的相关学术史作简要的梳理和综述，以佐证文中“几近停滞、零碎”之概括评价。文中谈到的一些话题，若曾有人谈过，可以多做一些必要的引述和回应，以便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话语场，这会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一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和本文的新意所在。
余论部分“结构化方法”的提法颇有新意，但对方法的阐述过于简单，后面讲的此方法在秦兆阳研究中的运用，似乎只是从“社会—时代”与一位“三合一”编辑家的互动的角度来把握秦兆阳，“结构化方法”究竟有何特色，仍是语焉不详。建议或者对“结构化方法”的内涵做出更清晰深入的阐释，或者先删去这一提法，另文专门论述。
……
意见是电子邮件，我却像看碑帖一样，每句话，每个词都细细琢磨。叹服之余，我想向编辑部打听这匿名专家以利今后拜师求教。想到难免引起误解、可能让编辑部为难而作罢。却总想追问：这是一个评审专家的意见，还是多个专家的意见？这专家是搞哪个学科的？不管搞哪个学科，都可能是写大文写长文的高人；这是评审专家意见的直接转发还是编辑部又做了整理？学术论文鉴审是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编辑出版学人，也该对此有所想象和试图追问的。体会、消化、理解一周后，我打电话给伟民：很感谢匿名评审意见，我会根据意见再修改。
2012年寒假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这篇论文的修改中，结果是，原文第一部分独立成篇并大加扩充给了《清华大学学报》；其余部分，以《编辑家秦兆阳研究中的四个问题》投寄给向我约稿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改标题中的“四个”为“若干”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该期学报出版的前后，主编张积玉先生还打电话给我，说第四部分“编辑家研究的结构化方法很有新意”，建议我把这一节单独摘出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这一节是根据清华学报的匿名评审意见扩充改写的。他们意见暗合，让我心动：行家就是行家。社科学术期刊资深编辑们有其共同的职业敏感、相同的专业判断、甚至基本一致的经验或科学的认知方法，不过我等未能揭示而已。
匿名评审是学术期刊界的国际通行惯例。中国社科学术期刊到底该不该、又如何引进、实施这一制度，我在教育部启动名刊工程建设后开始积极关注。早前曾意识到这是学术期刊质量保障的根本性措施，也是学术期刊培养其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曾有心呼吁、推动。后来在调研中，一位主编坦诚告我：并非每篇论文均要匿名评审，即使一个编辑部只三分之二的论文匿名评审，也是一笔相当大的经费开支，更不用说人员精力。听这位资深主编细数账目，我为之咂舌。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有关部门资助学术期刊，明确将匿名评审费用纳入资助范围，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制度已得到更大范围和力度的推广。
我由这次被匿名评审的经历，意外地感知、体会到匿名评审的价值：一个学者的研究越前沿，他自身便越孤独甚至无助，恰当、中肯的匿名评审意见正好送上了及时的甘霖，滋润学人内心，帮助他更好地完成那段探究的旅程。
（李频，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