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7年我国施行新《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为确保法院正确适用判决形式,保证公共利益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201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联合出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公益解释》),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适用的六种判决形式。然而,随着司法实践推进,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反映出诸多问题,如目前法院作出的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几乎仅为确认违法判决及履行职责判决两种,凸显出判决形式适用狭窄的问题,这与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请求、检察机关职能定位、以及法院对司法变更权的谨慎适用性息息相关。此外,就具体判决形式而言,履行职责判决则存在过于笼统的问题,如在履行内容上,法院往往只是作出概括性规定,并未规定具体的履职时限、方式等,给行政机关留下较大自主空间;而确定违法判决则存在过于形式主义的问题,忽视诉前程序的设立价值及客观因素,导致司法效率低下,浪费司法资源。因而,为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判决形式,一方面应优化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判决形式,如具体化规定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具体化规定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慎用确认违法判决形式;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借鉴域外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对类似制度判决形式的规定,如增加禁止令判决形式及惩罚性判决形式等;此外,除判决形式外,还可探求诉讼中的其他争议解决方式,如协议和解制度,不仅能够节省司法资源,更能够及时保护公共利益,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