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文化、社会、历史的宏观语境下进行探讨,由此拓展了翻译研究所涵盖的范围,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西方翻译理论界也逐渐形成了以译文为中心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学派,该学派更多地强调翻译文本与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不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其突出代表就是安德鲁·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西方的翻译史和翻译实践的个案研究的进展如火如荼。然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蒙娜·贝克;赵文静,2006:前言)。本文尝试以安德鲁·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为理论框架,以韩少功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研究对象,探讨改写理论的适用性。　　 韩少功和韩刚翻译的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翻译史上引发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韩译本其实并不十分忠实于原文,表现出明显的“改写”痕迹,实为改写的典型案例。然而就是这本不太忠实的译本却在中国引发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翻译热潮和阅读热潮。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历史及社会原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而改写理论为我们提供从意识形态、诗学因素等方面来研究这一现象的视角。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改写的过程。这种改写的目的无非是使翻译以特定的方式适应特定时期目的语文化的需要。这一理论能有效地解释韩少功为什么选择昆德拉的作品而不是其他,译者为什么采取改写的翻译策略,为什么该译本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等具体问题,使我们对翻译这一社会现象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深入研究了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对译者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和操控,这些方面主要包括文本的选择、具体翻译过程以及译本在译语文化中的接受情况等方面,并指出正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译者以及当时的诗学追求等等社会文化因素造成了译者对昆德拉的改写以及此译本在中国的流行,其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诗学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作者同时指出,韩译本的操纵策略,不仅体现在译文文本内部对翻译的控制,还在译文文本之外通过译作的前言、注释等进行操控。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对译者以及他的翻译策略产生的影响和制约的方法,而且对于系统梳理当代文学翻译史也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对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也是本研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