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一位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在“文学即人学”的意义上投身文学创作,其人生和文学主题与主体问题互相呼应和叠映。本文围绕自我主体的建构和救赎展开对王小波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的研究,深入剖析了作家在主体建构的实质、要素、途径、困境、救赎方式等多侧面的文本试验和人生实践。在王小波的人生和文学世界中,自我主体的确立是一个剥除“自我的重负”和“给定的自我”的过程,“自我的重负”的重要表征是“角色意识”对“主体意识”的取代和挤压,“角色意识”是对“做人”(to be)之表演要求的顺役,“主体意识”则代表着“成为自己”(be)的强烈意向。“自我呈现”与“角色扮演”的分歧和对峙标志着个体成长的不同向度,后者导入了一种“程式化”的人生,它的可供套入的模式和拒绝差异与变化的教条式规范是王小波批判和解构的对象,他以“反程式化”和“去程式化”的策略助推主体从“角色扮演”到“自我呈现”的质变。王小波在其现实人生中亦受制于“角色”规约,他的困境是一个有着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的主体必然会碰到的悖论性境遇,即,身处特定社会的角色系统和演出体系之中却又拒绝归属和认同,针对这种“在……之中而不属于”的两难,王小波利用小说创作中的文本镶嵌和镶嵌文本,将主体后发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成果“回注”于当时的“角色”身上,使主体意识得以维护和阐扬。王小波的主体建构最终诉诸于“自性开显”,争取“行动能力”和“自由空间”,以“自治自律”取代“他治他律”,从而在终极意义上摆脱了“扮演角色”的主体困境。王小波面对中国两次启蒙运动的缺陷,其主体建构回到康德启蒙的原点——“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王小波的主体建构有几种要素:作为本能诉求的“性”,探索“确定性”的理性要素,追求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感性要素以及“向死而生”的死亡叙事。作家从“人”的困境角度表现“性”的困境,尽呈“性本体”和“性主体”双双扭曲和异化的态势,揭露并批判了政治和社会习俗针对“性”的软硬两种暴力。他对知识分子主体受控状况的揭示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负筛选”和“向下拉齐”等“反智倾向”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伤害,一是失衡的“真善关系”及过度的道德规约对知识分子的强力捏塑,作家不断赋予人物突破重围的智慧和激情,同时充分借用了艺术秉赋的多样化和可变性特征去破坏和颠覆同一化的齐平均静,通过“穷尽可能”的文本试验,建构人物的“生存美学”。王小波以死刑想象对抗死亡景观包裹的“常人”特征,通过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呈现主体在“求死意志”导引下进行的生命极限体验以及感染了死亡本能的个体从内心深处爆发的“巨大的欢欣”,从而将“死亡”建构为自我确立的积极因素。针对权欲、物欲、情欲三种基本人欲的现状和实现阻力,本文考察并探讨了王小波关于两组欲望对立的关系——父与子所代表的秩序与自由、生存法则和存在之道——的冲突,他以欲望中的主体作为小说的观照对象和表现焦点,从匮乏和泛滥的欲望以及欲望流转的交易渠道中实施主体救赎。“分化”原则作为主体得以建构的途径,主要表现为真善美诸价值领域的分化、个体摆脱群体专制以及道德内涵、职能的分化等,它以“逃”为具体实施策略,体现的是“消极自由”的实质,目标在于使个体“免于他治他律”和“不受强权和暴力的干预”。“逃于言”是主体在丧失话语权和言说自由的困境中,或以沉默对抗、或以言说病态疏离主流表达模式要求来实现的主体救赎。逃遁与隐身是主体相对于追索者以退守姿态反呈的对峙,此间的张力标明了主体自救的行动能力。王小波小说的时间观呈主观性、相对性、差异性、可变性等特点,与其彰显自性、完美自我的主体诉求相一致。小说人物空间的转移,包括从社会性空间向自然空间的逃亡,从公共空间向个人空间的藏匿,从“阳”的世界向“阴”的世界的隐遁,等等,标明了主体突破以“圆”与“方”为主要空间造型之圈禁的路向,同时,以“荒原”意象取代中国人习惯认同的“桃花源”,使时空之“逃”贯穿这样的主体原则:从幽闭、逼仄转向敞开、舒展,从而助其挣脱控制、获得自由。王小波的身体叙事亦围绕主体困境及其救赎,揭示了身心矛盾的实质和文化渊源在于身心分离的设计,“心脑冲突”是其主要方面,特别对知识分子群体构成致命威胁,具体诉诸“礼乐”和“刑政”两种规训手段,迫使处于绝对弱势的知识分子走向了“弃身”、“保身”和在身心错位中“苟活”等应对方式,但都无法避免个人主体性的流失,呈现出主体受控与身体被虐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的关系。王小波揭示了“施虐/受虐”关系的实质和历史文化成因,说明“施虐狂”和“受虐狂”之间既对立又共生、依存的关系,揭示了“虐恋”表相背后的“施虐/受虐”实质。两性关系中的自我主体执守成为本文论述王小波主体建构的落脚点。在王小波设置的“女强(主)男弱(次)”的两性关系模式中,弱势主体最后的自由系于对这种“性关系”和“两性关系”的命名,那些位处边缘和劣势的男主人公们表现出明显的嘲讽婚姻、规避爱情的意向。在反对对“爱”的误用和恶意利用的前提下,王小波最终将理想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指向超越了“两性关系”和“性关系”的广义的“爱”,“爱”是在诸多关系格局中安妥个人主体性的最佳交往方式。本文以肯定王小波在主体的建构、执守和救赎这一(现代个)人的核心命题上所作的不懈努力和卓异贡献作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