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与新农村建设,农村人情消费的绝对规模和相对比例不断提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与趋势。人情消费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本只是为了表示祝福心意的一种方式,近年来攀比之风盛起,礼金成为了衡量感情是否深厚、关系是否亲近的砝码。农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居集体,高地缘和亲缘性决定其行为更容易与周围人形成比较,邻里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可避免。而社会比较理论是一套适用于人与人之间比较的理论,尤其适用于缺乏客观标准的情形,很贴合农居环境。基于此,本文将社会比较理论引入到农村人情消费支出的研究中,以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的邻里效应及其可能的权变情况,探究引导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支出合理化的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由于我国农村人情消费支出呈现圈子文化,在社会比较中显示出明显的“邻里效应”,且弱化收入对人情消费的影响。依据社会比较理论,社会比较要事先确定比较标准。由于我国农村又存在明显的地缘接近和血缘亲近,有长期群居的圈子文化,会以邻里作为参考。实证结果表明村级平均人情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家庭人情消费支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更多以“邻里效应”为标准进行人情消费支出,而忽略自身收入,收入对其人情消费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体现出明显的不合理性。第二,由于我国农村人情消费支出呈现爱面心理,社会经济地位比较动机会强化“邻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对自身收入和地位的评价会显著正向调节村级平均人情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并且,农村居民的自身收入和地位自评越高,其调节效应越大。同时,考虑到农村居民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中会存在高估和低估的情况,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存在低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村居民中,其会弱化对邻里效应的参考,而因低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而增加人情消费支出,高估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则相反。第三,由于我国农村人情消费支出存在寻租行为,腐败等非正常动机会弱化“邻里效应”。运用代理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人情消费活动中的腐败动机显著负向调节村级平均人情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而其腐败动机却显著正向影响到家庭的人情消费支出。通过本文的研究,邻里效应作为一种农村非制度规则（约定俗成）的表现,深刻影响到农村居民人情消费。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引导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合理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要从整体人情消费理念转变和减少社会比较入手,做好乡风文明的建设,减少邻里效应;二是要引导农村居民在社会比较中,树立科学的自我评价,以正确的自我评价进行人情消费;三是要探索形成人情消费的村规民约,推动人情消费标准的规范化,严厉打击非正常的人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