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的侠文化哺育了独具特色的侠义小说。自唐传奇起,侠义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并在发展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创作状态,至晚清侠义公案小说,向来洒脱自在的大侠被朝廷收编,进入到主流政治秩序中,完成了江湖之侠向朝廷之侠的身份转变。从侠与官对立,到侠与官合流,当游侠进入官场,成为维护正统统治秩序的武装力量,仅就侠义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也意味着到了必须另辟蹊径的节点,这样的改变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浪潮中找到了动力和契机。这种动力由两方面构成,一是传统武术的发展为侠义小说提供了大量新的创作元素。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武术进入了高度繁荣期,武术专著大量涌现,武术理论建成体系,武术流派开始形成,这些变化为小说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众多新元素。比如因为对武术习练的深入了解,让小说家们可以详细地描述练习细节;因为武术理论的进步,出现了外家与内家的分野;因为武术流派的形成,习武之人有了比试切磋的需要和一较高下的冲动,门派恩怨就此拉开序幕。这些都成为现代武侠小说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此外,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身处其中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是在甲午战败和庚子之变的强烈刺激下引发的“小说界革命”,借助近代报刊平台推动小说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侠义小说在融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侠义观念和内容内涵的情况下,出现了众多新的变量,展现出迥然不同于传统创作的面貌。它们与传统武术的发展一起,都推动着侠义小说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即将到来的民国武侠创作高潮做好了准备。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小说界革命”到1923年向恺然开启民国武侠高潮的20年间的侠义小说创作,并适当涉及晚清侠义公案小说和清代中前期文人笔记小说。对于这一阶段的侠义小说,学者们虽早已开始关注,但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却始终不足,甚至在不少侠义小说史研究著作中都给予了比较低的评价,直到近十余年,诸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武侠会党编》、《清末民初侠义小说论》等专题研究才开始出现,并认识到其承前启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价值。本文即试图着眼于其由传统侠义小说向现代武侠小说过渡的独特意义,聚焦这一时期侠义小说中呈现出的新元素、新题材、新观念、新形象及新主题等展开研究,力图全面展现其相对于传统的新变和对后世创作所产生的影响。第一章着眼从江湖向武林世界的转型,分析其中出现的新元素。清末民初侠义小说出现了诸多新元素,如学艺、比武、门派、内家功、武德等等,正是这些元素的出现推动了从江湖向武林的转型,由此让武林恩怨逐渐代替行侠仗义成为侠义小说的主要内容,并让港台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争夺“武林至尊”、“武林盟主”的叙事成为可能。第一节即从学艺、比武、门派冲突等角度着重分析清末民初小说对武林世界的初步构建。比如对学艺过程的细致描述,“为比武而比武”的较技形式,以及武林门派的构建和恩怨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也是构成武林世界不可或缺的元素。第二节重点分析武术新变及其侠义小说史意义,看其对武林世界构建的意义,作为侠义小说的核心要素,武术在清末民初的侠义小说创作中从观念、技法、流派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内家功的出现,它使小说中的武术描写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但对于小说中的内家功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误区,本节则力求通过梳理其源头演变,分析其变革意义。如果说武林是侠客生存竞争的空间,武术是侠客行侠的手段,那么武德则是维系其交流的准则,第三节即着重分析在清末民初中西冲突、新旧交织的特殊时代,侠义小说中对武术的认知,近代武德的形成以及侠客新道德、新精神的涵养。第二章着眼清末民初出现的新的侠义题材类型展开研究。第一节聚焦外海冒险侠义题材小说创作。这是受《鲁滨逊漂流记》、《十五小豪杰》等西方冒险小说影响并与传统侠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小说题材类型,虽然多为借鉴和模仿之作,艺术上不太成熟,但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质以及对西方殖民思想的反思和批判,与其模仿对象——具有浓重殖民思想的西方冒险小说形成了根本区隔,十分值得关注。第二节聚焦镖局题材类型小说创作。这是民国以后的武侠小说中最常出现的内容之一,清末民初作为镖局题材小说形成的源头,其间以走镖、护镖等传统镖局行业为主要题材内容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题材类型从源头展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把握其发展脉络和后世演变。第三节聚焦帮会题材类型侠义小说创作。清末民初是底层帮会大行其道的时期,也是帮会侠义题材形成的时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侧重这一题材类型小说的演变和帮会元素在江湖世界构建中的作用,更好地看清其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和后世影响。总的来看,冒险、镖局、帮会都是产生于清末民初并对后世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小说题材类型,很有必要对其源头作一番梳理和分析。第三章着眼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中的“大侠”观念和在此观念下展开的侠客形象塑造进行整体分析。传统侠客打抱不平、仗剑行侠多停留在个人层面,直至晚清以后,在列强入侵和西潮东渐的双重激荡下,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觉醒,爱国救亡成为时代主旋律,也成为这一时期侠义小说创作最突出、最鲜明的底色,推动着“个人之侠”向“国之大侠”的转变。因此,第一节即着重分析这一时期侠义小说中“大侠”观念的确立以及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看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的“侠”与“武”如何被赋予了强国强种的使命。着眼这一使命,在时人“为大侠毋为小侠”的强烈呼吁下,塑造为国为民的“大侠”成为侠义小说创作所要承担起的时代任务,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爱国侠客形象。第二节聚焦普通平民、武术高手和革命青年三个群体,看其中蕴含的爱国精神以及新与旧交织下人物形象的呈现。第三节将镜头对准“新女侠”群体,看在救国使命召唤和近代女权思潮兴起的背景下,这一群体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以及面向未来的探索。第四节分析的是“马贼”这一特殊的流民群体,主要在日俄战争期间,产生了一批以“马贼”为创作对象的小说,面对列强入侵,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被塑造为抗击侵略者的爱国英雄形象,展现了底层流民群体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也是流民群体在小说中第一次成为爱国的主角。第四章着眼清末民初侠义小说中的新主题展开分析。在爱国救亡这一时代大主题下,清末民初侠义小说纷纷探索救国之道,出现了侠情爱国、暗杀救国、“改造”强国等新主题。第一节着眼侠客在爱情与爱国之间的抉择,分析在爱国主题下,“情”从两性视角到家国层面的转变,以及出现的异化和俗化现象;第二节暗杀救国主题,分析所谓的“暗杀时代”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因素,与传统侠客暗杀行为的本质不同,以及这一创作主题的研究价值;第三节聚焦侠义小说中出现的诸多改造中国的探索和想象,分析其在彼时乌托邦叙事风潮中的尝试和反思。最后一部分余论则着重对清末民初侠义小说的后世影响和形式创新展开论述。首先从观念入手,看其中的爱国观念、武德观念和复杂纠结的爱情观念是如何影响后世创作的。其次,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小说素材、情节、原型、母题等“小说史料”出发,看清末民初侠义小说如何为民国和港台武侠创作奠定基础。第三,着眼叙事形式创新,看清末民初侠义小说对新的叙事形式的探索应用,以及作为通俗文学代表的侠义小说如何应用新的叙事手段强化情节模式的努力,而且,这样的努力如何在以金庸、古龙等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与“五四”以后的严肃小说形成了鲜明区隔。总之,在“小说界革命”直至向恺然开启现代武侠创作的二十年间,虽然侠义小说的整体创作质量不高,少有为人称道的精品,但却从形式到内容、从观念到题材、从形象塑造到武林构建等等,几乎全方位都在发生着明显变化,不仅“走出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第一步”,也为即将到来的创作高潮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