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来,人口红利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步凸显,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也亟待转变,尤其是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未来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然而以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水平来看,虽然人力资本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明显。要改善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关键之处在于提高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以来,我国人力资本的增长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但随着“单独两孩”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生育政策得到了实质性放松,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很有可能存在着“数量质量权衡”,即生育政策的放松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新的挑战。对此,本文旨在重点关注二孩政策对城镇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在生育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数量质量权衡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将生育决策、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纳入统一的模型框架中,分析了单个代表性家庭的行为变化和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变动方向,并且考察了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其次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从教育和健康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二孩政策对城镇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程度以及内在影响机制。在借助“单独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得到相应的研究结论。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量质量权衡”在当前我国二孩生育决策过程中是存在的。(1)从教育方面来看,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之后,单独家庭的总教育支出和孩均教育支出均有显著的降低。(2)从健康方面来看,城镇家庭因为生育二孩显著减少了一孩的健康保险参与概率和保险费用,而且“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单独家庭对一孩的健康保险参与概率和保险费用也显著降低。总之,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育政策放松导致了生育数量的增加,这会降低城镇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家庭收入水平决定数量质量权衡效应程度。(1)在教育支出上,“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高收入水平的家庭不受影响,但中等收入和低收入水平的家庭受到显著影响。收入水平越低,数量质量权衡效应越大。(2)在健康方面,对于高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二孩政策不会改变对一孩的商业健康保险支出。对于低收入水平家庭来说,由于一孩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概率已经较低,二孩政策后也不会产生变化;对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二孩政策会显著降低一孩的健康保险参与概率和费用。这说明数量质量权衡效应在中等收入阶层中表现尤为明显,成为名副其实的“夹心层”。第三,孩子个体特征会影响数量质量权衡效应大小。(1)从性别上看,一孩为女孩的家庭不会因生育政策调整而改变其教育支出,但会显著减少其商业健康保险参与概率和费用。一孩为男孩的家庭不仅会显著降低其健康保险支出和教育支出,而且人力资本投资下降的幅度都超过了女孩家庭。这说明生育政策调整对家庭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性别异质性,男孩家庭的数量质量权衡更加明显。(2)从年龄上看,一孩年龄较小的家庭不会因生育政策调整而改变其健康保险投入,但一孩年龄较大的家庭则会因此显著的减少其健康保险参与概率和投入费用。因此,城镇家庭的数量质量权衡效应会因一孩的个体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第四,产生数量质量权衡的原因在于生育收入惩罚和预防性储蓄动机。(1)生育政策放松后,成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并且劳动女性的收入也显著减少,女性因生育而受到的收入惩罚将导致家庭经济资源变得更加有限,预算约束更紧,家庭不得不减少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2)在“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单独家庭的总消费支出和人均消费支出显著降低,尤其是交通通讯、衣物等支出。城镇家庭主要是通过压缩消费来应对未来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情况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表现尤为明显。这说明,二孩生育产生的支出不确定性引致了新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这也是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下降的一种机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1)落实公共教育政策,缓解家庭教育负担。在生育政策调整的同时,政府有必要出台和落实相应的公共教育保障政策,减少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宽对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2)完善医疗健康保障体系,促进儿童参保。政府应加大对儿童社会医疗保险的关注,尽可能将儿童在健康方面的特殊需求纳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降低儿童参保门槛。(3)重视女性劳动保护政策,稳定收入来源。为充分发挥“两孩”政策的效果,避免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值得重视对女性权益的保障。一方面,确保女性拥有平等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报酬,另一方面,引入政策补贴来激励女性更好地兼顾事业与家庭。(4)减少不确定性,培育积极预期。政府有必要实施一系列民生政策,例如稳定市场价格、降低收入风险、发展正规金融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培育积极的消费预期,为推动生育政策的落实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内容上,采用全国性数据,聚焦“单独两孩”政策的政策效应。一方面,以生育政策调整为视角分析我国家庭是否存在质量数量的权衡。部分文献对我国家庭二孩生育行为的研究主要选取计划生育政策放松的部分区域的样本家庭,缺乏全国代表性,估计的结果带有样本选择偏差。本文研究重点之一旨在通过考察家庭的二孩生育动机是否会造成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导致孩子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检验二孩生育影响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机制。本文从生育收入惩罚、代际分配以及预防性储蓄三种渠道上考虑了生育二孩是如何导致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变化。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以“单独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有效解决了二孩生育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2014年全国实施的“单独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前后均不受政策影响的群体视为“对照组”,将政策实施前不受影响但实施后受到影响的“单独”家庭视为“实验组”,由此可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来解决本文分析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第三,在研究结论上,本文发现教育和健康上的“数量质量权衡”在我国二孩生育决策过程中是存在的,并且生育收入惩罚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引致“数量质量权衡”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没有检验“全面二孩”的政策效应,并且“两孩”政策的长期效应还有待考察。我们仅从“单独两孩”政策角度考察了二孩生育对城镇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政策效应,还并未进一步检验“全面两孩”政策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此外,目前我国生育政策刚刚得到放松,从现有数据来进行本文研究的分析仅能够看做“两孩”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应,长期效应的大小还并不明确。第二,受限于数据,本文并没有深入分析时间配置情况。本文的研究仅从金钱支出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但是时间投入也是人力资本投资中不可忽略的关键之一。这些将是后续研究的关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