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赋予艺术“美学再分配”的效用，应该说这在西方美学史上并不罕见，但朗西埃政治美学的价值在于对“艺术对既有的感性分配进行打破和重组的方式”进行了独特的阐释，而国内外学界主要集中在“艺术的美学体制”的研究却忽视了这一核心问题的探讨。由此，论文将重点对“朗西埃政治美学的美感运作方式在艺术领域中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细化来说，要解决超越性的美感怎样体现于艺术中，艺术中的美感通过怎样的方式被感知，以及美感感知对审美主体进而对社会的影响。
　　“艺术体制”是基于“可感性分配”提出的，“艺术的美学体制”的核心正在于“美学再分配”，因此应追溯至“可感性分配”和“美学再分配”。在朗西埃的理论语境中，“美学”指“感性”，从美学史上可以追溯至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和鲍姆加登的“感性学”，而“分配”可追溯至福柯的“生命政治”。
　　艺术中的美感运作分为三个相互承继的过程：首先，现代艺术诞生是由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对平等的要求延伸至日常生活与艺术中，艺术通过物质让人民感知超越于物质的集体精神，感知平等和自由；其次，艺术作品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使得平等能够被感知，这意味着艺术既不能采用纯粹的形式主义，也不能采用模仿现实秩序的再现体制，而应让艺术作品产生两种不同感知间的“歧感”，并在“共同尺度”中既连接又分离；最后，艺术中的感性再分配延伸至现实生活中，使得“被解放的观众”诞生并“主体化”，从而推动现实中未来“共同体”的到来。至此，朗西埃在艺术中完成了感性再分配的过程：通过将物质承载的审美超越性的感知与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感知并置，通过“歧感”的方式使得对平等的感知溢出既有的感性分配，从而打破现实秩序，实现“美学再分配”。艺术中存在的超越性的平等感知并非来源于艺术自身，而是来源于人的感性经验的平等，因此，艺术自然而然地延伸至生活中，艺术中的“共同体”是艺术-政治中人类未来“共同体”的展现。
　　朗西埃的政治美学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有其理论弊病和一定程度的空想性。总体来看，其美学思想是审美解放理论在后工业时代和后现代文化中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