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满合理分歧的现代世界里,如何建立和保持一个民主社会的秩序与稳定,这是现代政治理论家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作为当代政治自由主义代表性思想家的查尔斯·拉莫尔,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合理的分歧这一重要事实出发,讨论这一现象的特质和成因,并将合理分歧与以伯林为代表的价值多元主义进行比较,指出由于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多元主义本身就是人们出现合理分歧的对象之一,因此能作为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的只能是合理分歧而非价值多元主义。在合理的分歧这一现代世界的基本事实前提下,拉莫尔论证了政治哲学之于道德哲学的有限自主性,从政治哲学的有限自主性所给出的政治社会图景来看,政治正当性问题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心问题,而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以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的自主同意作为其内核——也因此成为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衡量其他政治原则的主要试金石。坚持自由主义正当性原则的拉莫尔认为其政治自由主义具有这样一个根本特征,即国家的政治中立性。拉莫尔的中立性概念是一种具有二阶意义的“辩护的中立性”,要求达成“对政治中立性的中立辩护”。拉莫尔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性”即对于所有整全性学说的拒斥,主要就是体现在国家的“中立性”上。也正是基于这种政治中立性,拉莫尔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可以更好地解决现代社会的政治合作问题,从而超越了康德和密尔的古典自由主义;而在当代自由主义内部,完善论自由主义也和政治自由主义形成了激烈的争论,而这种争论的焦点之一就落在了政治中立性是否可行和是否可欲的问题上。在政治自由主义的众多内部问题上,拉莫尔与罗尔斯都形成了共识。但在政治自由主义是否存在一个以及是否需要一个道德基础的问题上,拉莫尔和罗尔斯却产生了重要的分歧。在拉莫尔的政治自由主义看来,对人的尊重原则是政治自由主义无可避免的道德基础,即使这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规范性原则,但这一原则仍然对于整个政治自由主义都保有一种严格的规范性约束。换句话说,拉莫尔不同意罗尔斯建立在重叠共识之上的政治建构主义式的政治自由主义,他反复提到政治自由主义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自我站立”（free-standing）。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拉莫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概括为一种“有道德依靠的”（moral-based）政治自由主义。而拉莫尔的“有道德依靠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实现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