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巴塞尔姆以对文学形式的大胆革新和文学经典的创意改写在美国后现代派作家中独树一帜，却也是长期被误读的作家之一，这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或可略见一斑。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本文拟选取巴塞尔姆作品中强烈的寓言化倾向为视角，将其作品的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统一考察，以期推动国内学界巴塞尔姆研究的深入开展。　　作家威廉·加斯曾评价好友巴塞尔姆“将自己置于现代意识的中心”。纵观巴塞尔姆的创作生涯，一切传统文学因素或遭摒弃，或被加以改造，作家笔下直接触及的与其说是血肉丰满的一个个实体人物，不若说正是那鲜活、流动着的意识;此外，对文学语言的关注与试验，对文学形式的大胆创新以及对文学经典的恣意颠覆亦始终占据他创作的核心，而贯穿其中的是作家刻意为之的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同时，巴塞尔姆的创作风格受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贝克特等人的影响颇深。他擅长处理非现实的题材，笔下的主人公或突然深陷荒谬无比的境地，或偶被无可名状的情感所攫，在一切荒诞背后通常是作家对当代美国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冷峻的嘲讽与深沉的思索，因此，巴塞尔姆的作品往往又兼有启示录的意味。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戏仿作品在功能与目的上有别于传统戏仿，其批判的矛头并非指向某个作家或特定的前文本，而包涵着对社会万象的影射与讽刺。从此意义上看，戏仿与寓言这一文类正有暗合之处。再者，后现代主义作家改写的虽并非全为童话或寓言，但“改写”这一文学再创造过程本身所涉及的解构与重构以及种种隐喻性的表达也往往使后现代主义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寓言化倾向.此外，巴塞尔姆甚至把对文学形式的思考和探索融入故事的情节本身，他作品中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实验性小说同时也是极为出色的文学评论，这部分小说又可被看作是以形式构成的、关于形式本身的寓言。综上所述，在研究巴塞尔姆及其创作意图时，不可孤立地看待后现代性、形式、戏仿、反讽等文学因素，而应把它们统一于寓言这一大框架内，厘清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可能碰撞出的特殊的文学效果，方可达到对这位后现代派寓言作家的全面理解。　　本文旨在全面阐述巴塞尔姆作品中强烈的寓言化倾向以及其在构建各类寓言世界时分别采用的策略和技巧。全文以沃尔特·本雅明、岱博拉·麦德森、莫林·奎林根等学者关于寓言的学说为主要理论框架，以及布莱恩·麦克黑尔、艾伦·王尔德、弗列德里克·詹姆逊及琳达·哈钦在后现代主义、反讽、戏仿、寓言等方面的相关论述，对巴塞尔姆的四部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进行文本细读，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巴塞尔姆这一个案揭示后现代语境下寓言的本质变化和叙事特征，确立后现代派小说与寓言文类的内在精神之契合，尝试为后现代派小说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以期推动国内学界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这一领域更进一步的发展。　　本文主要论点的形成正是对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所存在的误区的一种反拨。巴塞尔姆是一位杰出的实验派作家。他讲究语言的韵律美，认为语言具有“光晕”和“光泽”，热衷于对语言的试验，擅长断裂、视点转移以及无甚逻辑的言语跳跃。对文学形式的求新同样是他创作的主动力之一，在他笔下，形式不再是承载内容和意义的空壳，形式本身被赋予意义。他尤善于把对语言和形式的哲学思索融入文学创作里，并与魔幻的文风和戏仿、神话元素相结合，这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寓言化倾向。他笔下的寓言世界五彩斑斓，或因戏仿而生，或以形式构建而成，但无不包涵着作家的哲学、美学观点和对生活本质的反思。巴塞尔姆堪称书写后现代主义寓言的一代大师。　　寓言具备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叙事形式的可行性，且在后现代文学中寓言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精神上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笔者首先简要回顾了寓言从对宗教教义的阐释模式向文学叙事类别转变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寓言在20世纪文学，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体现出区别于传统寓言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其一、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寓言叙事往往以戏仿/改写的形式出现。弗列德里克·詹姆逊及琳达·哈钦都曾提及寓言与戏仿都具有旨在声东击西的“双重文本性”，二者内在气质相互契合;其二、后现代主义寓言/戏仿之所以有别于传统寓言/戏仿，主要取决于其讽刺对象的随意性和多样化。正如艾伦·王尔德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反讽不再单纯只是一种文学技巧，而成为了贯穿作品始终的一种“意象”，是一种“悬置式”的讽刺。所谓“悬置”，乃是指其讽刺目标的不确定性。哈钦说，后现代主义式的反讽可以指向任何物体，甚至是后现代主义自身！这也从根本上解释了后现代作品中一贯的戏谑口吻与玩世姿态。其三、传统寓言因其意义指向明晰而具有单个稳定的意义中心，而讽刺指向的不确定性则恰恰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寓言的杂糅性和去中心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寓言的核心本质正与后现代主义精神相契合。巴塞尔姆十分自觉地将笔下的文字世界寓言化，同时赋予其作品一种强烈的后现代精神。他为书写后现代主义寓言提供了一种创作范式。　　如果说巴塞尔姆早期的短篇小说在形式上仍大致遵循文学传统，情节尚还清晰可辨，那么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和传统大相径庭，甚至刻意与其背道而驰。巴塞尔姆在形式上的创新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看似天马行空的小说形式往往竟能与小说内容互为烘托、呼应，这足见作家颇具匠心。《解释》是巴塞尔姆颇具代表性的对话小说，连篇累牍的对话折射出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读者可一窥人物的内心的挣扎和恐惧等种种情感。除形式之外，对意义的思索同样成为巴塞尔姆的小说主题。在著名短篇《气球》中，对气球意象的阐释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意义的确定性因此遭到了质疑;《巴拉圭》中的世界同样拒绝一切形式的确定性，倡导即兴与创新。在这类小说中，巴塞尔姆以寓言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文学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巴塞尔姆构建了关于文学评论的寓言。　　巴塞尔姆的后现代主义寓言的第二个特征是，作家对前文本的改写方式往往导致了笔下寓言世界的多重性。必须区分戏仿与改写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戏仿涉及到对前文本和/或其作者的一种否定与讽刺的态度，而改写则并不带此种感情色彩，或可说，改写是对前文本的一种中立的戏仿。后现代主义作家对前文本的借用大致都属于改写的范畴。巴塞尔姆在保留前文本《白雪公主》原班人物和基本结构的框架下对这一经典童话进行了改写。人物因其跨界身份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交织，经典情节的再现与颠覆并存，巴塞尔姆构建的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异质空间。从语言层面上看，各人固守着自己的一套语言规则，活在只属于自己的话语世界里。语言产生的交流壁垒恰恰反映了精神上的隔绝。巴塞尔姆对现代语言指示功能缺失、现代人渴望交流却缺乏共同理解基础的嘲讽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所戏仿的与其说是经典童话，不如说是后现代社会;他意在嘲讽的对象与其说是童话人物本身，不如说是现实社会里的芸芸众生，《白雪公主》正是这样一个关于人的后现代状况的寓言。　　如何借用前文本服务于自己特定的写作目的也是巴塞尔姆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尽管《白雪公主》与《国王》同属改写之作，但《国王》里的人物并不具备跨界身份，因此时空的错置反而使人物眼中两个世界的对比更为强烈。不过，巴塞尔姆并无意评判这两个时代孰优孰劣，而意图让两个世界互为鉴照，让读者与书中人物一起进行反思。小说中，互为鉴照的不仅是外部世界，还包括公众形象与内在自我的冲突以及两性之间的角力。相对于巴塞尔姆所偏爱的对文学形式和意义的思索为题材的作品，《国王》是一部关于道德思考的寓言，展示了一个“入世”的巴塞尔姆。　　巴塞尔姆寓言世界的第三个特征是其内在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即寓言文本所体现的后现代的杂糅性、不确定性和自我解构性。首先，多数学者认同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一种“盗用”的艺术，涉及对过去文学文化素材的改写或重新阐释。后现代主义寓言的杂糅性正源于作家对前文本的借用与改写。其次，后现代主义作家在构建一个形象、一种话语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对它的解构和重构。这一自我解构的过程实际上体现了后现代最为核心的精神，即去中心性，隐含着对西方逻各斯主义的抨击。最终，在人物塑造和整体风格的杂糅性，在叙事层面上的自我解构性共同决定了后现代主义寓言的寓意不确定性。《亡父》对古希腊神话以及精神分析种种命题的解构与重构、书中结构所产生的寓言与非寓言的对立以及对应叙事对主要叙事的反拨无不增加了整部小说内在的不确定性。《天堂》中自我解构发生于叙事过程内部，以男性幻想为主体的表层文本最终被否定，所谓的“天堂”的可能性遭到质疑。　　传统寓言具有单个稳定的意义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寓言与其说是多个寓言的综合体，不若说它因其杂糅性、不确定性和去中心性而表现为一种“寓言的冲动”——始终在“像寓言”和“是寓言”之间徘徊不定，始终处于寻求意义的过程，而不指向任何一种所谓的“终极意义”，这正是巴塞尔姆作为一个后现代寓言小说家所追求的、也正是后现代最核心的精神，尽管后现代并不提倡所谓的“核心”。　　巴塞尔姆在艺术革新以及后现代主义寓言小说创作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也许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中最擅长于“改写”和“反讽”的佼佼者。这两个要素融入其本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倾向，共同构成了巴塞尔姆作品特有的肌质，创造出了一系列光怪陆离、飘忽不定的后现代主义寓言世界。研究巴塞尔姆的后现代主义寓言写作有助于学者全面了解他在如何把形式创新同内容完美结合这一方面的整体考量，深入领会其作品语言风格之独特、形式之奇妙和内涵之深邃。巴塞尔姆书写后现代主义寓言的一系列写作范式同时也开阔了研究视野，为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学流派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