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腐败,作为腐败从官僚系统蔓延至企业组织的鲜明例证,在实务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充分关注。拥有资源使用权的企业高管可能会因为满足个人私利而违背本应承担的信托责任,产生腐败行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腐败行为的内涵也随之扩充,不仅包括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显性腐败,例如违规操作、收受贿赂等,还包括并未明显触犯法规的隐性腐败,例如公款消费、获取超额报酬等。高管腐败不仅危害公司利益,而且还会损害整个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如何治理高管腐败,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作为一种新兴的外部治理机制,预期其在抑制高管腐败上具有治理效应。尤其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监督与激励作用一直颇受欢迎。然而,相较于这些国家成熟的市场环境,我国的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在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方面也存在欠缺,这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投保董责险的比例较低,那么董责险在我国究竟能否起到“监督”作用,还是“兜底”效应,成为了学者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基于此,本文将2010-2016年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讨董责险与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董责险对高管显性腐败的治理机制,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市场化程度下,董责险与高管腐败相互关系的差异。研究发现:（1）企业引入董责险,能够抑制高管的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2）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在董责险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董责险可以通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进而来抑制高管显性腐败;（3）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所进行的拓展研究结论显示,在不同产权制度和不同市场化程度环境下,这种治理效应存在着显著差异。细言之,在国有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董责险对腐败的抑制效应会更加地显著。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与意义在于:首先,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研究董责险与高管腐败之间的相互关系,拓展了董责险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同时也丰富了高管腐败治理的研究文献;其次,本文深入分析所形成的有关内部控制在董责险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的研究结论,揭示出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将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到一个新的程度;最后,本文还结合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拓展分析与验证了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市场化环境下,董责险与高管腐败相互关系之间的可能差异及其经济涵义。本文的理论逻辑和研究结论为我国治理高管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经验证据,对治理高管腐败和充分发挥董责险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政策启示,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