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类期刊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把理性的知识、社会先知先觉者的思想经过编者的筛选、组织和加工后的结果向读者群体进行传播,而《生活》周刊的独特价值则体现在其实现了读者与编者和作者的共同在场和共同的文化参与,形成了双向互动、交流对话的机制,建立和维系了编者-作者-读者三者间的互动和合作关系。民国《生活》周刊中呈现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交织建构和互动状态,编者、作者、读者基于《生活》周刊,建立了主体与主体间双向、平等的对话关系。本研究旨在探求期刊媒介构建行动主体间良好关系的意义和方法,通过从关系性视角认识内容媒介,对于指导编辑实践中促进受众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活》周刊中,读者经过自我赋权进入并参与到内容建设中,实现了和作者与编者基于文本的互动,读者同样作为了内容的贡献者,此时读者与内容文本之间呈现出“我-文本”的关系状态。同时,在《生活》周刊中,编者在文本中也处于显性位置,在构建起三者的关系中不仅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更是和作者共同扮演了读者人生向导的新角色,获得了与最广泛读者的连接,信任和认同。《生活》周刊中编者-作者-读者的连接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的连接,这种需求不是同一的,而是互补的。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受西方文明冲击的社会转型期,编者和作者是志同道合、有着改良社会、增进公共之善的知识文化同人群体,他们携带着先进的知识、宽广的社会见识,想要借助报刊实现他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理想,而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最好的切入点。此时正挣扎在新旧交替社会中迷茫和苦痛的人们亟需一位向导安抚和解决自己的困难,因此《生活》周刊的编者、作者与读者就反抗旧礼教、旧道德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在需求上构成互补,让普通读者直接进入、与读者展开对话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编者、作者和读者各自在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实现了与社会的连接。在文本层面,期刊主笔承担搭建叙事框架的职能,邹韬奋为作者和读者设计了一张叙事地图,然后就他们共同的敌人进行讨论。读者通过呈现困难等人类相似的境遇参与其中,为《生活》周刊贡献故事和问题,编者和作者则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内容创作方式呈现出一种信息交换、互助合作、价值共创的形式。对一些缺乏勇气的叙事者,编者对其进行了赋权,确保了不缺场,在这一过程中,编者、作者和读者是一种互为主体的“我-你”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工具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自我的存在感、获得感和尊严感。互动性是《生活》周刊叙事的最大特点,也是构建读者与编者和作者接近、平等关系的活化剂。为达到解决问题、接近真理的目的,《生活》周刊实现了各自双方彼此间的沟通交流,即编者和作者都与读者可以双向互动,无论是对一些社会公共议题还是普通劳苦大众的生活问题。不可否认,编者、作者和读者各自携带的文化资本并不相同,因而权力也不同,客观上读者处于一种绝对弱势的地位,这主要通过各自在文本中所处的位置上反映出来,通过在文本中的互动,所有人可以根据各自所站的位置对文本进行或赞同或反对或协商解读,编者都如实地将他们的反馈通过文本呈现出来,实现了三者在态度和意义空间中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