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从事乡土小说创作,他们对社会发展变迁中农民生存状况和西部文化有着深层的思考,取得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乡土小说已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作家的创作与西部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民俗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自然景观的融入,多元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浓厚的宗教背景依托,呈现出与东部作家创作不同的文学形态。尽管乡土小说的研究已经成学界争议和讨论的热点,但是关于西部乡土小说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整体研究,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形态与变化,一些西部乡土作家的创作长期处于被遮蔽与边缘化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研究。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主要集中于家庭伦理、情爱伦理、正义伦理三个方面。家庭伦理书写涵盖乡村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邻里关系等,展现出社会经济变革时期中人际关系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复杂变化。西部作家立足乡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生存的变化,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的强烈对比中,弘扬乡村社会现代伦理的积极因素,家庭人际关系的新气象与乡村朴实、善良的民风人情。与此同时,西部作家揭露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批判传统血亲伦理的滞后性,乡村宗族伦理的劣根性,以及现代年轻一代颠覆传统长幼秩序的过激行为。西部作家表达出对现代新型伦理观的向往,但不排除对传统美德的回望,通过人物行为的复杂内涵和情感态度,表现出现代人因生存困境、经济利益等因素促使家庭伦理关系的异化。西部作家深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又饱含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人道主义关怀。西部作家分别从情欲与伦理、生存与情爱、乱性与乱伦、爱情的理想与现实等关系的书写来展现农民选择爱情方式与爱情类型由保守压抑向开放多元的转变。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寻求情爱中面临着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观念冲突的两难困境：一是保全道德压抑情欲,另一是违背伦理追求爱情。针对生命与爱情的伦理问题,现代农民追求爱情的自主意识有所增强,但不免出现以舍弃生命为代价来获得爱情的悲剧。当前农民面临着维持生存与违背伦理的道德困境,尤其以乡村女性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为维持生存而自觉地走向道德异化。人们寻求情爱的错位现象——乱性与乱伦,乱性行为的无知与乱伦行为的恶劣引发西部作家对人性悲剧与宿命的深刻剖析,背弃道德必然受到惩罚,作家以此呼吁人们应遵循乱伦禁忌的道德文明原则。现代伦理视野下呈现出相异的爱情选择观,理想化爱情的唯美与道德和谐,现实性爱情的功利与物化。在过度追逐效率与利益的社会发展中,人们评判爱情价值的标准与选择爱情的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功利化倾向。因此,如何权衡外在物质因素与内在道德精神两者间的平衡成为现代人面临的道德难题。西部乡土小说中的正义伦理书写表现为人的正义、自然正义以及人的存在与异化等伦理问题。西部农民的正义观念呈现不同的变化,传统农民更为注重中国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现代农民身受现代文明观念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传统正义行为,而追求精神层面的民主平等、公平公正等现代伦理意识。西部作家特别地书写人们坚守正义原则,结局却受到谴责和攻击的道德悖论现象。针对官的正义与功利问题,西部作家以乡村干部三种形象类型书写来表现不同的道德体系,公正廉洁的清官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下的正义；以权欺民谋私,损害农民利益的庸官,呈现为受功利因素诱导下官的道德失范；受到民众认可却违背行政规范的乡村官员,暗含着官场体制与自我道德选择的两难困境。西部作家对自然正义的关注,更多源于西方生态文学的影响与对本土生态伦理观的继承,通过对人保护与损害自然不同形态的书写,传达人类敬畏自然和善待生命的正义精神,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针对现代人的生存审美形态与人的异化现象,西部作家对前者持颂扬与肯定,而对后者持质疑与批判的伦理姿态。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和创作立场,与作家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民族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西部作家的伦理书写姿态大致呈现为以下几种形态：一是作家持苦难情怀进行伦理书写。鬼子以平民立场书写底层小人物的“阳光苦难”,敢于直视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卑微；冯积岐从乡村权力视角书写农民遭受权势压抑的苦难状态,由权力欲望引发乡村人性的复杂；罗伟章以底层伦理立场书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面临着双重的病态苦难,进城与回乡都无法逃离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荒芜；冉正万和王华则从乡村留守者与边缘者的立场出发,书写工业化入驻乡村致使农民痛失乡村家园的苦难窘态,两位作家创作中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二是作家创作中以乡村浪漫情怀进行伦理书写。因西部地域生存背景的相似,雪漠、郭雪波、漠月、郭文斌四位作家以各自的文学视点支起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浪漫情调。雪漠、郭雪波、漠月对各自的生存之地大漠、戈壁、梁滩充满着敬仰之情,小说创作中融入西部地区特有的自然审美、宗教情感和民族情怀,表达出各自不视野中体悟的文学观与地域人伦品格。郭文斌则从关注乡村现实走向民间传统文化的写作立场,寻找乡村世界的温暖与诗意,建构一种诗性化的乡土伦理。三是作家以农家感恩的姿态进行乡土伦理书写。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中的石舒清和马金莲对故土农家有着深厚的情感依恋,创作中自觉地以感恩的伦理姿态进行乡土叙事,了一容和李进祥创作中坚守为底层农家而写作,四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身的民族信仰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充满着崇高的宗教伦理情怀与强烈的民族尊严意识。四是贾平凹近年来乡土小说创作中仍然坚守平民立场写作,又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审视与批判着受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乡村,由早期小说中对现代伦理充满期待转为当前的批判,因自身伦理思考的困惑促使伦理观念表达的含混。总体来说,西部乡土作家的伦理书写具有现实性,作家的社会责任明确,敏锐地洞察社会现实问题,又以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深刻地揭示伦理问题的严重性,引导社会与人们对于农村、农民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深思。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艺术表现,既有意向主流文学靠拢,又保有着它本有的地域文学风格。首先,创作手法上表现为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重艺术借鉴。大部分西部乡土作家创作中坚守纯正的写实风格,作品充满强烈的社会现实感、现实批判精神和以时间叙事为主的写实手法。其中以红柯、东西、鬼子等为代表的西部个别作家深受中国先锋小说的影响,积极学习与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手法,采取“元小说”叙述手法来消解传统小说的写作,热衷于时空跳跃和重复叙述的先锋叙事技巧。贾平凹和冯积岐在保留写实的基础上借用现代派手法,形成现实与现代手法融合并用的特征。少数民族作家阿来、郭雪波、石舒清因自身民族宗教背景的影响,小说创作中融入了民族的宗教仪式、神话和传说,营造出文本叙事的魔幻与超现实色彩。其次,在文体特征上,西部作家把诗歌艺术中的意境、意象、抒情等融入乡土小说创作,形成小说的诗性意境与情境审美。西部乡土小说主题叙事的日常琐碎化与自传性色彩,语言表达的细腻和情感化,文体篇幅相对短小,而呈现出散文化的文体特征。再次,一些西部作家把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民歌与方言融入于小说创作,丰富了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审美特质,也使作家能够更好地阐释西部地域化伦理书写的内涵。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学审美批评、伦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相关理论,在对西部主要文学期刊进行大量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和挖掘有关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原始资料,西部中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注重文本细读、感悟与伦理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把对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解读放入西部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与西部乡土小说发展的整体形态中进行考量,阐释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多元内涵和发展趋向。选取伦理视角来研究西部乡土小说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延伸了文学的道德启蒙意识和社会现实价值。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研究西部乡土小说中呈现的伦理问题,有助于认识当前农村伦理的发展现状。西部乡土小说创作呈现日益繁荣,它已构成当前乡土文学发展中一种重要的文学形态,因此,试图在研究范围上拓宽了以往研究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文学创作,把西南地区的乡土作家创作也融入其中,对西部十二省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研究。以伦理视角为切入口,结合社会转型背景、地域文化和人伦风俗等因素,考察和发现19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在视野上由人伦扩展为自然万物,作家姿态从批判传统到质疑现代,伦理评判标准趋向多元和开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