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认为，“交互式发展”最能概括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的发展要经历一系列的分化和整合，这导致语言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换句话说，书面抑或口头语言的进化是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不管语言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如此。同时，在这个从不间断的进程中，语言反过来促进了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样一种基本观点虽然无可厚非，但因过于概括而容易导致形而上。　　 某些美国军事术语，更具体些说是那些最能代表使用者文化特性的术语，包括与装备名称、军事行为等相关的俚语，以及那些最能够反映文化影响但却相对缺乏文化含义的术语，包括口令和报告词等，是相当典型的。如果将那些人们时常谈到的美国人的典型特征作为大背景，把这些术语放置其中来进行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便会有新的发现。从美国军营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中，只要按照一定标准便可找到一些文化和语言的证据，这些相关证据表明，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文化是如何影响语言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过于简单化。　　 语言是一个可以从其工具面和文化面两个不同的方面来展开研究的具有两面性的系统。如果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来展开研究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方法来看待文化对语言的影响：美军及美国文化对美国军语的工具与文化两个方面的影响，抑或说对两种不同类型军语(工具倾向性军语和文化倾向性军语)的影响是不同的，应当加以区分和甄别。因为文化对于语言的文化面的影响通常引起量变，而对于工具面的影响则往往导致质变。实际上，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语言的两面性也是正确的：我们研究语言细节，包括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时，我们会发现，一些语言单位表现出的工具属性较多而文化属性较少，另外一些则恰恰相反。　　 如果我们从一个多文化视角来展开研究，对中国的相关情况也进行相关考察的话，我们发现，不同文化对与之相关的语言的影响不尽相同，应该按其具体情况来进行阐述。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文化对语言的两个方面影响不同的情况在各个文化中普遍存在。　　 在实践中，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新认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在翻译领域，译者将更清楚如何依据翻译性质处理原文中的文化成份，通常翻译性质可分为工具性翻译与文化性翻译两种。又如在写作领域，作者可综合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写作的目的究竟为创造一个工具还是传播一种文化来选择适当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