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马·埃文—佐哈尔通过观察翻译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其目的就是要解释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各种系统的功能。他着重讨论了翻译作为“多元系统”的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里所占的位置。他认为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能占主要位置，也可能占次要位置，这取决于该系统中其他文学系统的状况。针对翻译文学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建造多元系统的中心工作，佐哈尔列举了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形，即文学的发展尚属“稚嫩”的阶段；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的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阶段。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系统就属于第三种情况。根据佐哈尔的说法，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现存的文学模式对年轻一代没有什么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国外。而此时文学系统的中心则呈现真空状态。这时翻译活动变得频繁、重要，占据了主要或中心位置，并且扮演了创新的角色。　　 晚清改良主义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并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意识到，要想使中国富强、摆脱被压迫的命运就必须首先将人们从封建桎梏中解救出来。他们倡导通过新的文化来教化国民，解放思想，其目标为“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文学革命势在必行，新的文学模式亟需建立。新文化运动战将们在外国文学中看到了希望并开始大量翻译、介绍。翻译活动盛极一时。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呈现以下四个特征：首先，译者人数迅速增加，而且其中很多同时也是作家，如著名的周氏兄弟、胡适、茅盾、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等。他们对中国的翻译文学、创作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对原著的选择面进一步扩大，不仅翻译英美文学，也翻译苏俄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翻译东欧、南欧、北欧文学以及亚洲文学。就风格流派而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意象主义都有涉及。就体裁而言，有小说、诗歌、话剧、文学批评、文学史等。再次，通过丰富的翻译实践，翻译家们总结出来许多翻译理念，涉及翻译标准、诗歌翻译的技巧及直译与意译之争等。最后，文学社团在此时期纷纷成立，其中大部分都视翻译为其重要使命，其社团成员通常都是翻译与创作携手并进。　　 在这一文学真空时期，翻译文学帮助中国文学创建了文学中心。在语言方面，现代中国文学借用了西语的语法、句法及部分词汇并树立了白话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就题材而言，引进了西方文学中的自由诗及话剧。就体裁而言，西方文学中关于女性地位、婚姻、自由、人格尊严等主题受到中国作家的关注并被大胆尝试。就叙事模式及写作技巧而言，现代中国文学改变了以往章回体小说第三人称叙事的千篇一律的做法，开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加强外貌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和气氛的渲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