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1898-1949)在中国翻译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和繁荣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不仅广泛涉猎和翻译各类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能够吸取其精华，并将它们运用到新文学的创作中，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随着多元系统理论的问世，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一定的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若把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方式(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视为系统，则更易理解和研究。这样的系统极少是单一的系统，而必然是由许多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且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互相交叉，互相竞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按照“多元系统论”，翻译文学有自己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是一个系统，同时又是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翻译文学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成为文学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多元系统理论为系统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框架，彰显了翻译文学的地位，同时也对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翻译高潮的出现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中国文学多元系统在“五四”前后经历了重要的转折，翻译文学也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译入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数目繁多，质量上乘，且几乎涵盖了国外所有经典作家的优秀作品。翻译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深受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同时离不开相关文学团体和杂志的推动和译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也与翻译文学在中国多元系统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的状况紧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积极参与了文学多元系统中心的塑造过程，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思想、文学文体以及创作语言的革新。中国现代文坛的旗帜和泰斗茅盾先生的文学成就不仅归功于他杰出的文学天赋、辛勤的工作和非凡的经历，也与当时蓬勃发展的翻译文学是分不开的。他的创作思想、创作技巧和创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外国文学翻译如易卜生、沃尔特·司各特、列夫·托尔斯泰和弗洛伊德的作品对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将多元系统理论应用于“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时期翻译活动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的理解，有助于改变翻译文学长期处于被忽视地位的状况，同时也为茅盾及其同时代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