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古族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各部纷争、大元盛世、重归大漠、向满称臣。有清一代,满洲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对于蒙古族,则废除了其原有的社会架构,全面推行盟旗制度,以集权官僚制经济体制取代封建领主制经济,蒙古族就此成为异族的统治对象,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不过,清代蒙古族的畜牧业、农业、寺院经济、对外经济交往都有了一定的进步。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革新,造就了蒙古族经济的特殊时代。自元以降,蒙古族重回大漠。兴起于东北的满洲势力日益壮大,成为与明王朝抗衡的主要力量。此时的蒙古族,畜牧业经济衰落,各部独自为政,互不统属,与明王朝的关系也逐渐恶化,满洲通过馈赠、贸易、联姻等经济手段,实现了对蒙古族的经济统治,使蒙古族成为其藩属臣民。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蒙古族的制约,清王朝完善了理藩院的建制,统管蒙古族各盟旗事务。同时,实施封禁政策,建立和加强驿站制度,全方位的掌控蒙古族的经济发展。草场所有权是蒙古族经济的根本,清朝统治者攫取了这一权力,并在蒙古族社会推行集权官僚制经济,沿袭千年之久的封建领主制经济被取而代之。通过推行盟旗制度,清廷最终实现了对蒙古族“分而治之”的政治构想,蒙旗成为蒙古族基本经济单位,对清代乃至当今蒙古族游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蒙古族内部阶级分布状况出现了明显变化：牧主成为新兴阶级,与蒙古族贵族、高级喇嘛等共同构成剥削阶层,他们通过苏鲁克制、养赡制、雇佣放牧制等形式,极力压迫蒙古族底层阶级——阿勒巴图。这一时期,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被统治阶级高度占有,牧民徭赋过重,最终导致游牧业的衰落和多种生业的新兴。蒙垦自古有之,以清代为盛。初始,清廷严禁汉民进入蒙地开荒,一经发现,必严厉责罚。后因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饥荒频繁,流民遍野,便将政策调整为“明禁暗放”,允许内地失地、少地农民出关垦荒,但对人数和垦荒范围仍有严格限制。由此,广袤的蒙古族聚居区逐渐出现了半农半牧区、农业区,蒙古族生产力得到提升的同时,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地变革：新兴地主阶级大量涌现,与新兴牧主阶级共同成为蒙古族新的剥削者。不仅如此,土地典押制、永佃制等也由内地转移到蒙古族经济中,改写了蒙古族持续数千年的单一经济关系。随着垦荒范围的扩大,牧民的草场受到威胁,农进牧退,农牧矛盾成为蒙古族继贵族与平民矛盾之后的又一大矛盾。然而,辩证的看,汉民垦荒也为蒙古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农业的推广,催生了商业的繁荣,蒙古族地区开始出现“买卖城”和比较大型的城镇,蒙汉工艺开始融合,蒙古族市民阶层开始涌现。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至忽必烈时期。清廷为了怀柔蒙古族,在蒙古族地区大力发扬藏传佛教,兴修庙宇,赐封高级喇嘛,诱导蒙古族上至王公、下到平民人人信佛,家家重佛。有清一代,蒙古族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庙丁繁众、寺产繁多、寺院收入庞大等。但后期随着清廷重视程度的下降,以及蒙古族社会普遍的经济凋敝和贵族喇嘛的肆意挥霍,寺院经济最终走向衰落。开展对外经济交往,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是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期都不会放弃的重要经济形式。有清一代,作为统治全国的满族,自然成为蒙古族主要的经济交往对象。为了稳固蒙古族社会,清廷不仅按时拨付蒙古王公贵族大量的俸禄,而且还有定期、不定期的赏赐。蒙古族也通过年班、朝贺等方式向清朝皇帝表示自己的拥护之心。与汉族之间,官市贸易仍然流行,但旅蒙商早已深入蒙古族聚居区腹地,极大地便利了蒙古族的生活,清代中后期,旅蒙商则巧设名目,重利盘剥,成为蒙古族经济衰蔽的主要祸源。新疆、青海等地的蒙古族与西部各少数民族的经贸往来未曾断绝。在与外邦的经济往来中,蒙俄加强了边境贸易、民间贸易和集市贸易的开展,俄国使团商队也直接与蒙古族进行商品交换,但这也为后来对蒙古族的侵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