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18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的不承担刑事责任,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作为例外规定,同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然而,司法实务中,除了醉酒之外,因吸毒或服用精神性药品之后,招致精神障碍而犯罪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吸毒者或者服用精神性药品者是否也应像醉酒者那样,“应当负刑事责任”呢?按照朴素的法情感来看,此类人员当然应“正常地”承担刑事责任。同样,在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务中,原因自由行为应受处罚已是无需争辩之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司法实务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理存在与刑法理论不一致的问题。在责任能力认定上,法官机械地按照无责任能力者处理;在犯意认定问题上,出现“一边倒”的故意认定;在实行行为认定上,法官一般会回避对实行行为的认定;在处理除醉酒外的其他原因自由行为上,通常类推适用《刑法》第18条第4款的规定。因此,司法实务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类推解释之嫌、裁判文书说理不足和“同案不同判”等问题。虽然我国司法实务对原因自由行为做有罪处理已是常态,但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是,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当时,其责任能力确实已经因醉酒、吸毒等而降低甚至丧失,因此,还需要从理论上明确,原因自由行为何以作为“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在”之法理的例外。为了解决司法实务面临的难题,亟需找出一条更具有说服力的路径以解决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问题,以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为了使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问题得以完善解决,刑法学界主要出现了三种解决路径,即构成要件模式、责任模式和例外模式,这三种解决路径各自优缺点明显,至今仍未形成共识。然而,“例外模式”维护了实行行为的定型性,坚持了“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在”原则,且符合《刑法》第18条第4款之法律旨趣,因此,相对而言,“例外模式”更符合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的要求,能更为科学更为圆满地解决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问题,可以将其作为原则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的解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