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评价理论介入系统的框架下,探讨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判决书说理的多声性,比较了他们使用介入资源的异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此研究运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笔者收集了中国内地和香港同一案由的二审刑事判决书说理部分各10份并建立了两个独立的语料库,分别为5024字和4774词。借助UAM Corpus Tool 3.3,笔者统计及展示了内地与香港刑事判决书说理中各个多声介入子类型的数量和比例。与此同时,笔者使用定性方法来分析和揭示内地和香港法官在说理中如何操纵多声介入资源来表达立场和与其他声音协商,以及探讨两地法官选择介入子类型的异同之处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和香港刑事判决书说理中使用了多种多声介入资源达到特定目的。笔者进一步发现,内地和香港法官在说理中存在共性:在会话收缩策略中,他们都倾向于使用否认资源;在否认类型中,他们又一致倾向于否定资源;在归属类型中,他们更偏好于认同资源。此相似性可归因于内地和香港法官在对判决进行说理时具有相似的交际目的。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体来看,内地法官倾向于使用会话收缩策略,而香港法官则倾向于会话扩展策略;在公告类型中,内地法官偏好宣称资源,而香港法官倾向选择认可资源。此差异归因于两地的法律原则和刑事判决书说理篇章结构的不同。本文以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刑事判决书说理为研究对象,比较和分析其在多声介入资源使用中的异同并分析其原因,以期为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判决说理提供启迪,促进内地和香港在法律和语言学领域的交流,拓展了评价理论适用和解释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