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关联并购一直是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控股股东进行关联并购的动机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对政府干预在其中的作用、掏空型关联并购的行为方式以及经济后果进行了全面地探讨和综合评价。国内外关于并购研究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其中,并购动因包括降低交易费用、协同理论、多元化经营、自大假说、自由现金流假说、套利理论和“掏空”、“支持”理论等；并购绩效则主要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对并购进行评价。本文认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即并购动因对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一次并购行为是否有助于在长时间范围内提升公司业绩取决于发动该并购行为的动机。基于此,本文将并购动因和并购绩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由于对并购绩效的判断本身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有些并购虽然短期内在资本市场上能积累很好的财富效应,而长期来看有损公司价值,所以为了考察并购后三年(截至2008年)的公司业绩来评判并购的影响,本文选择了中国A股市场2004年-2005年发生的所有关联并购作为研究样本。在并购动因的选择方面,本文认为通常不是一种而是多种动因共同决定了并购行为的发生。但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特殊考虑,本文选择了“掏空”与“支持”动因作为研究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和独立董事的制度出台之后,“掏空”上市公司资源的行为已明显得到遏制,但是诸如本文第三章中“亿阳集团掏空亿阳通信”、“华伦集团掏空四川金顶”等新近案例却表明即使到了现在,集团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行为依然层出不穷,很多将优质资产包装后注入上市主体的支持行为只是短期内助推股价的劣质手段,其最终目的仍是将现金资源进一步转移给控股股东。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今天来看仍不失现实意义。在政府干预的问题上,之前大部分研究并购的文章只是在研究股权性质的问题上将控股股东区分为国有股和非国有股,并在分析时假设国有股股东的行为就代表了政府的作用,因此通常仅将政府干预作为控制变量。而本文中提到的政府干预不只是作为股东对于所控股的上市公司的产权安排,更多的是广义上的政府干预,即与资本市场发达程度和监管规范性相联系的政府干预,以及作为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替代机制的政府干预。其干预方式可能是无偿划拨、性质撮合、行政垄断,可能是资金、税收、债务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也可能是开发上市公司“壳”资源等等。此外,金融危机过后,国家主导的救市使国有企业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获得了新一轮发展壮大的机会,政府在特殊时期是否应该在宏观政策方面做出调整,对企业行为加以引导成为新的热点,这也表明在新时期下研究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具体而言,本文共分为七章,其中：第一章导论,从我国资本市场上三个典型的问题入手,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上市公司和企业会计准则中所确定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兼并和收购行为,其中上市公司为并购方或者收购方。其次,对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目的与意义以及文章创新点等方面进行了大体介绍。第二章从并购动因的演进、并购绩效的研究成果以及政府对并购的干预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在其基础上选择了“掏空”与“支持”动因作为研究出发点,将并购行为的短期和长期绩效作为基本研究方向,同时在政府干预问题上加入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特点,共同构成本文研究主体。为支持第四章股权结构和政府干预对关联并购动机影响的假设,本章还在LLSV模型的基础上,对其中部分变量的定义进行了改写,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加入股权抗衡的因素,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政府干预以及掏空比例的基本模型,得出政府干预越强,掏空型关联并购越严重；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呈倒“U”型关系的两个基本结论。第三章从制度背景和掏空方式两个角度对掏空型关联并购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国企改革的重担和模式为掏空型关联并购创造了机会,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漠视或是支持加剧了这种行为的发生,而监管体系的不健全则给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发生及演变预留了更多的空间。就掏空型关联并购的行为方式而言,可能有多种,本章选取了三个典型案例分析了三种主要的方式,即高价收购控股股东所持股权或资产、通过减少债务的方式收购控股股东所持股权或资产以及转移核心经营资产给控股股东。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对控股股东发动掏空型关联并购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重点考虑了政府干预、国有性质的控股股东在其中的作用。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包括1、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掏空型关联并购的发生概率越高,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情况越严重;2、各地政府出于政绩和晋升的压力,可能会对关联并购的行为进行干预。但实际上,这种干预非但没有对上市公司的侵占行为起到遏制作用,反倒是加剧了掏空型关联并购的发生动机。同时,就股权性质因素的分析也可看出,国有股性质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动掏空型关联并购掏空上市公司资源；3、公司治理状况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状况与监事会规模以及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相比,对掏空型关联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4、其他因素中,虽然结果在统计意义上不是很显著,但是对于资产负债率和并购所在年份的讨论,间接提供了负债状况和监管环境对掏空型关联并购的影响证据。第五章是掏空型关联并购的市场反应,文章研究并购公告宣告后市场的短期反应,对市场能否自动识别出这种控股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掏空型关联并购与对照型非关联并购相比,从公告日前一天到公告日后两天超额收益率与累计超额收益率都有非常明显的下跌过程,说明市场对这类掏空上市公司资源的并购已经有了一个自动识别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并购公告前一周左右,尤其是掏空型关联并购超额股票收益率持续为正,导致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不断上升,说明在公告之前可能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现象,为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提供了间接的证据。第六章是掏空型关联并购的长期绩效分析,分别选择了代表财务和价值的两个指标分析并购前后5年的绩效,探讨掏空型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的长期影响。关于掏空型关联并购、支持型关联并购与对照型非关联并购的公司长期绩效的比较显示,总体而言并购方的业绩表现均不佳,但其中掏空型关联并购的相关业绩指标表现最差,在并购当年及并购后第一年均呈显著地下降趋势,虽然之后有所回升,但还是弱于其他两类。支持型关联并购的表现在并购后第一年表现最好,但之后的表现则与掏空型类似,说明支持型关联并购的存在多源于阶段性“保配”、“扭亏”需求,长远来看依然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相对而言,基于市场经济的对照型非关联并购,无论是财务指标还是价值指标都有不错的表现,经过并购后一段时间的整合,开始逐步发挥出了相应的正向效应。第七章归纳了文章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并针对目前中国证券市场提出了包括进一步规范关联企业的关系、加强信息披露规范、减少政府对企业市场化行为的干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规范和管理等方面的建议。本章最后指出了全文在政府干预和掏空程度的替代变量、样本选择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本文主要的贡献包括：1、不同于传统协同效应、自大假说、自由现金流假说、套利假说等传统动因,本文从“掏空”或是“支持”的角度探讨关联并购行为的动因以及由不同动因决定的不同方式,为投资者提供判断的视点,不再流于“并购热”的表面形式,而侧重考察控股股东进行关联并购的实质动因--“掏空”或是“支持”；2、在控股股东的关联并购行为中,政府往往参与其中,但是大部分文献仅对第一大股东是否国有股进行了简单区分,而站在相对宏观的角度,以市场发达程度作为判断标准,本文试图引入政府干预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判断政府干预对该行为的影响；3、不同于其他文献,本文侧重基于不同的关联并购动因考察企业并购后的长短期绩效,这在逻辑上非常重要,因为并购动因是并购绩效的“引擎”,不能脱离动因而武断评价绩效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