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社会,行政权代表着国家权威,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具有强大约束力。然而,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自身主观心理的影响,还会被外界因素所制约,因此行政行为的失误、违法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行政机关应尽量控制和减少错误行政行为,并对错误行政行为导致的后果予以救济。在此背景下,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制度便应运而生,它能使违法或存在瑕疵的行政行为得到快速、有效地纠正,帮助行政秩序和社会关系尽早恢复正常状态。从国外行政法治发展状况来看,对于行政机关如何进行自我纠错,多国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建立起了事前、事中的行政程序制度以及事后救济制度。而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制定,有关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制度仍显不足。由于缺乏明确规则的指导,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在适用过程中问题频发,长期以往,行政机关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因此,规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不仅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之举。文章旨在寻求完善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途径,解决行政自纠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基于这个目的,本文首先在研究行政机关自我纠错行为相关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明确了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主体、纠错的范围以及纠错的对象,并且着重探讨了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正当性,认为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体现、“有错必纠”原则的落实,且并未违背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确定力”,而是与其矛盾统一。除此之外,行政机关自我纠错还具有维护公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纠错成本的价值功能。与此同时,笔者在梳理现有的行政机关自我纠错规范后发现,我国行政自纠制度缺乏统一性框架规则,且各个地方规定不够细化。结合我国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现状,笔者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实践中行政自纠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行政机关采取自我纠错的主动性弱、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启动的任意性强、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方式不规范、行政机关在纠错过程中忽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时效限定混淆不明。并在概括总结实践难题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导致自我纠错问题频发的相关限制性因素,探讨了在纠错过程中面对价值冲突时,应如何在政府公信力与潜在惩罚性、有错必纠与信赖利益保护之间进行权衡考量。另外,笔者还从内部监督这个控权视角出发,指出了行政自我纠错实质上是自我监督,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即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监督内容高度封闭化,导致了监督的乏力,因此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权力极易被滥用,容易出现问题。面对上述问题,笔者试图优化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法律规制,提出了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整个过程中,首先应分情况明确行政机关自我纠错行为的责任主体,其次要通过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除斥期间的限制来设定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启动前提,最后还应通过规定纠错行为的启动方式、保障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规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行为方式,使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朝着程序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改善现实中纠错不能、不敢纠错、肆意纠错的不合理情况,进而全面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良好行政和服务型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