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青小说的创作中,史铁生超越了先前的知青视角,把关注点转向了农村与农民,因此其知青小说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但在80年代中后期“纯文学”话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语境中,研究者逐渐把它们归为“寻根文学”,并且进一步突出其中的审美特质。尽管从审美性的角度把握史铁生的知青小说并不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眼光却不能仅仅停留于此,因为其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内涵绝不单单是一个“诗意乡村”就能涵盖。总的来说,“诗意乡村”这一评价遮蔽了史铁生是一个“突入现实”的知识青年的事实,遮蔽了插队经历对史铁生的影响,遮蔽了史铁生在知青叙述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史铁生作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所接受的共和国的教育,他所经历的共和国的革命,都对他的价值观塑造和人格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知青小说中叙述的并非“诗意”,而是“诗意的破灭”,这种破灭首先表现在农村物质生活条件的艰苦超乎他的想象,他对插队的浪漫幻想也随之破灭。在知青小说的叙述中,史铁生再现了知识青年在与农民互动中“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以及知识青年的人民意识和平等观念的形成过程。史铁生在农村并不算长的劳动实践,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农村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与陕北农民相濡以沫的关系,极大地弥补了他此前城市生活的局限性,使他看见了一个全面的中国。农民在农村艰苦而自得其乐的生活观念影响了史铁生一生,特别是双腿残疾、坐上轮椅之后,从农民身上学到的思想品质成为他走出“小我”、走向“大我”的契机,这些都是促成其知青小说超越同时期以“诉苦”为主的知青小说的重要因素。史铁生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从未停止。插队生涯加深了他对城乡差距的切身感受,因此,基于经济角度,他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合理的。他提倡平等与自由,反对强制与简单的立场表达,对于自己所经历的“文革”时期上山下乡运动,他并未回避因强制而造成的弊端;在后来的散文中,他深入分析了强制的方式所造成危害,我们得以看到他深层的思想。他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危机”,展示了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良知,以及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底层”的平等与公正问题的关注。因此,对于史铁生的知青小说,我们不仅要从审美角度看待,更要从文学与政治复杂的关系进行解读,这样才可能看到一个“整全”的史铁生,从而对史铁生的知青小说作出一个尽可能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