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系统是人类生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是一个涵盖多种复杂因素、包含多类复合因子的生态系统。随着2014年国务院批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以及2021年6月国家推出自十九大以来第一个国家层级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的《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对研究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导致人口增速明显,使得有限的土地资源供不应求,作为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超出了其可承载范围。同时人类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开发力度较大,使得一些本就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形势愈发严重,对以后的水土保持和土地可持续发展工作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因此准确把握土地利用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人地系统协调发展,实现土地系统生态安全刻不容缓。本文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和各县市（区）自然社会概况、土地利用现状及其变化情况。根据自然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协调性和社会发展适应性选取18项指标建立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确定权重并进行评价研究。依据评价等级标准对研究区各县市（区）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等级划分,并分析其空间格局演变,再依据评价结果进行“自然-经济-社会”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提出土地资源“自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利用对策。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对“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各县市（区）2005-2018年遥感数据解译分析,研究区14年间46个县市（区）因人类对土地的需求日益高涨,填河造陆、开发未利用地等情况发生,22个县市（区）土地面积增加,24个县市（区）土地面积减少,造成研究区陆地面积减少237.73hm~2,减少面积比重不足总面积的0.1%。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动方面,2005-2018年间6类土地利用类型均处于变化趋势,建设用地面积始终处于增加态势且增加比重最多,其余地类变化比重均较小。（2）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空间格局演变方面。2005-2018年间,耕地面积占比48%-49%,是6类土地利用类型中占比最大的地类;林地面积变化较小,占比24%;草地面积除了2010年间出现小幅度下降外,到2018年仍然维持在21%;建设用地面积增长最多,但其所占比例2005年为4%,2010-2018年始终维持在5%;未利用地在2005-2018年间所占比例很小,始终不足1%。在空间层面,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在各县土地面积中占比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蒲城县和隰县、卢氏县和河津市、大宁县和曲沃县、湖滨区和吉县、义马市和吉县;未利用地面积最少占比最小,大荔县未利用地面积在各县中占比最大。（3）在土地利用结构转换方面。研究区2005-2018年的14年间,在6大地类中土地面积减少最多的是耕地,建设用地、林地、水域是耕地减少部分的主要去向。林地面积处于先增长后略微下降的态势,增加的林地面积主要来自耕地。草地面积均处于减少状态。水域面积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建设用地面积在14年间始终在增加,耕地、林地、水域面积流入建设用地最多,其次是草地和未利用地。未利用地在2005-2018年间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4）在土地生态安全时间序列变化方面。研究区在2005-2018年间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呈现逐步上升态势,变化幅度较小;自然生态子系统、经济生态子系统、社会生态子系统变化幅度均较小。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2005-2010年间均处于不安全状态（Ⅱ）,2015-2018年间,均处于临界状态（Ⅲ）。自然生态子系统、社会生态子系统是影响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土地生态安全等级较低仍是政府相关部门亟需解决的问题。（5）在土地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变化方面。2005年研究区极不安全（Ⅰ）、不安全（Ⅱ）、临界状态（Ⅲ）县市（区）分别占比10.87%、80.43%、8.70%,到2018年间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安全评价等级为不安全（Ⅱ）、临界状态（Ⅲ）两个等级,分别占比23.91%、76.09%。研究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临界状态（Ⅲ）等级的演变为2005年的河津市、侯马市、华州区、义马市的零星分布,到2018年整体上呈现东北至西南优于西北和东南的趋势。（6）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确定“自然-经济-社会”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严格耕地管制力度,提高耕地产量和质量;提高林地、草地面积,维持水域面积合理比重;注重开发保护力度,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辅相成;严格把控工业“三废”的排放标准,减轻环境污染;发展高质量的生态产业体系减轻土地污染;调整人口结构,增强人地协调水平;合理控制建设用地面积比重;减少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的使用,增强土地质量;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监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