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器官移植是世界上目前治疗终末期疾病最有效的手段,它在挽救患者生命、延长寿命、改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命价值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器官移植技术甚至被誉为20世纪的“医学之巅”。据有关数据显示,1998年我国开展肾移植的医院就有68家,仅一年共进行肾移植3596例；到2000年有108家医院开展肾移植,移植数量达4830例；截止2007年6月底,已有164家由国家卫生部批准开展器官移植,每年完成肝脏移植达3000余例。全球完成器官移植数已超过一万余例。而最为罕见的卵巢移植,由中山医科大学首先开展,自1980年至今也已成功完成了9例。器官移植从曾经的遥不可及,到如今的广泛应用,其正面效果白不待言,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是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器官移植这一技术在恩泽人类,给诸多终末期患者带来莫大福祉的同时,却也引发了技术进步与伦理道德的碰撞,使得器官移植的受体、供体及医护人员等都陷入了不同的伦理困境。当前,制约器官移植技术发展的不再是技术的空白,“器官来源短缺”是该项技术发展的“瓶颈”外,随之带来的伦理学问题及争论,也直接影响到了该项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有人指出,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将会使该项技术发展陷入无奈之中,也会使人类伦理背负起了沉重的十字架,其中主要涉及器官移植供受双方的利益和相应权利的保障及道德评判问题等,引起了公众广泛的争议和讨论。尽管学术界已经做了诸多探讨研究,指出移植技术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和对策。如武贝博《异体移植的伦理学思考》中提出,活体器官捐献遭受的伦理质疑,知情同意及自愿捐献是否能够完全实现的伦理问题,器官捐献的商业化问题等；王海艳等在《活体器官移植的伦理审视》中提出了树立新的义利观、死亡观等观念、强化正确的的舆论导向及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解决办法。但是,随着器官移植的应用、普及,尤其是新型技术的应用,新的伦理问题又将层出不穷。卵巢移植是器官移植的新领域。卵巢是作为女性特有生殖器官,是产生生殖细胞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与维持女性正常生理功能有着密切关系。卵巢先天发育不足或缺失、卵巢早衰、病理性卵巢切除、恶性肿瘤放疗后卵巢功能丧失等导致女性内分泌失调甚至不孕,给众多病患带来了严重的身心损害。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日趋成熟,卵巢移植技术也随之发展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对此类疾病的治疗将更加有效,但同时也会引发的活体、胎儿或者死尸供体的利用的争议以及受体所生子女的归属等一系列伦理学问题也随之突显。因此,文章从现实社会背景出发,在总结器官移植伦理、异体器官移植伦理等的基础上,提出了同种异体卵巢移植中将面临的伦理问题并进行分析,表明个人的观点及态度,提出相应的解决建议和对策。研究目的器官移植技术作为一种科学、理性的治疗手段,在临床应用中难以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伦理困惑。而卵巢做为女性的生殖器官,在移植技术的应用中更是敏感,更易于引发争论。如果由器官(卵巢)移植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不能被公众充分深刻认识找到有效解决方法的话,必将会阻碍移植工作顺利开展和医学伦理体系不断的完善。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对器官(卵巢)移植加以阐述,以解众惑。从伦理学的角度做出实质性努力,利用科学的知识来加强医患沟通；弘扬正确的传统理念以增强人们捐献的意愿或者治疗的信心；通过伦理学的分析来广泛宣传扩大器官捐献的社会基础等,逐步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尽快确立异体器官移植的基本伦理原则,不断提升公民的伦理道德思想、尽快完善伦理委员的建设制度、加强针对器官移植医学伦理专题的研究、完善器官移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机制,设置合理的供体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器官移植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我国异体卵巢移植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研究意义器官移植以人为受体、以治疗为目的的器官移植,是为了治疗疾病而将健康的器官移植给急需的患者,即是用健康的器官去置换被损害、丧失功能而无法挽救的器官的医治手段。如何全面评价器官移植技术,理性的看待和解决其引发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以及如何从人类一般的道德理性中寻找伦理依据,证明器官移植技术的“可行性”是器官移植伦理研究的重大课题。曾有人提出“科学无禁区”,主张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受伦理道德的约束。而实践证明,技术与道德具有相关性,如生命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克隆人,显然这一科技带来的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希望通过伦理道德为生命科技(克隆技术)设立一个伦理禁区。因此,科技是有禁区、有约束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一个矛盾共同体。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福音的同时,也引发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冲突,同时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伦理道德对科技发展的约束旨在引导科技的健康发展,调节负面影响；科技的发展则不停的冲破伦理道德的约束,开辟新领域,同时促进伦理道德的发展。器官移植作为一项新型科学技术的应用,从开始的茫然无序到今天的规范执行,正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伦理道德规范相互促进的结果。但是有人认为,如今器官移植最大的难题已不是技术的制约,而是伦理道德问题。因此,本研究试图从器官移植的一个方面,即卵巢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及研究,探讨该项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从供体、受体及医务工作者等多方面分析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并站在如何解决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推进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伦理环境,促进卵巢等新型移植技术的不断开发及应用意义重大。研究方法1.文献引证法：异体卵巢移植临床操作的医学机理、技术原理、动物实验结果、临床应用记录、随访记录等相关资料、医学伦理规范的理论原则和依据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都需要参考大量的相关材料。2.问卷调查法：通过对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问卷调查,了解公众对器官移植、器官捐献及补偿机制等的看法及态度,为伦理分析提供有力的佐证。3.抽象法与描述法结合：理论的研究离不开科学抽象分析和归纳分析,因此要结合现实情况和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状况等相关因素进行具体的归纳描述。4.正反比较研究法：通过归纳总结找到伦理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个人判断,提出相关的对策。5.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将历史描述与逻辑推理相结合从而对异体卵巢移植中存在的伦理冲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及结论1954年美国成功实施第一例肾脏移植手术以来,器官移植手术已经在全球广泛开展,中国累计开展的肾脏、心肺、肝脏等器官移植手术已经超过10万余例、我国肾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胚胎器官移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卵巢移植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培育出的新技术。本研究在简单介绍器官移植的研究背景后,阐述了器官移植的涵义及其伦理,以及同种异体卵巢涵义和移植方式,提出了当前卵巢移植发展的理论、现实依据,认为当前同种异体卵巢移植面临的问题有：第一：卵巢捐献来源为活体供体时,面临着活体器官来源短缺的问题。活体卵巢移植的成功率大多发生在同卵双生姐妹间,其次是亲姐妹、母女,再次为配型成功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目前,大多数人不愿意做出捐献,一方面是受到封建礼教思想影响,秉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伦理训条,加上卵巢本属于特殊的生殖器官,捐献后许多人可能会怀疑“移植后所生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另一方面,如果捐献卵巢给他人需要承受的来自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大多无果而终。活体卵巢移植技术具有可行性,但也具较有高的风险性。如活体器官移植供体将面临手术创伤、手术并发症甚至死亡、器官储备功能损失、手术期间经济损失等问题,以及以上问题带来的心理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等。因此,在考虑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知情自愿原则；(2)生命价值原则；(3)利益及风险并存原则。第二：胎儿的卵巢组织作为移植供体时,可能会诱发堕胎、胎儿器官商业化以及非法买卖胎儿器官等一系列社会及伦理问题。例如有些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而怀孕、堕胎、继而出卖胎儿或胎儿器官,不法犯罪分子会以孕妇为作案目标实施窃取胎儿的犯罪行为。因此,加快推进胎儿器官移植的立法十分必要。第三：公民生前或其死后家属做出的捐献决定是推进尸体器官移植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相关法律不健全以及器官捐献系统不完善等原因,明确表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或遗体的人并不多,同意卵巢捐献的实际案例更是鲜有听闻。另外,在尸体器官的摘取上,由于目前我国存在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不同的诊断标准,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尸体器官的及时采集,大大降低了器官移植的成活率。因此,促进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科学地确定死亡时间,完善器官捐献系统和相关法律法规是提高尸体器官利用率的关键。第四：卵巢移植手术与其他器官移植手术一样,都需要通过ABO血型相配、HLA配型、交叉配合及淋巴毒试验等对器官供体与受体进行免疫相容性的检测,而患者年龄、患者医疗配合程度、社会价值以及经济支付能力等社会因素也应该被考虑进来。另外,移植受体不仅要面对手术本身带的巨大痛苦,其心理上也承受了巨大压力。一方面患者有可能因为自己无法生育而痛苦不堪,甚至自责,迫切的想要通过手术完成自己做母亲的愿望,却又担心其丈夫不予理解,害怕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社会舆论等而最终放弃手术；另一方面,如果手术成功,未来将能够顺利怀上孩子,那么可能会疑惑这个还是是不是自己亲生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手术是否能顺利开展。因此,对患者的心理及疑惑进行疏导,破除情感障碍等有助于手术的顺利开展。第五：对于不存在生育要求的卵巢移植患者,一般不会涉及血缘关系和辈分的改变问题,因此在伦理上不会引起严重争议。但是以生育为目的的异体卵巢移植可能产生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受体生育的子女的问题应该被考虑进来。第六：卵巢移植的应用在我国刚刚步入临床研究阶段,是一项创新技术,它不仅与医生的聪明才智、知识积累、临床技术和经验息息相关,与患者、医生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成功实施一台卵巢移植手术无疑能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扩大医生及医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也会给医务人员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尤其是在新技术的应用尚无严格的准入制度及审查标准的情况,更需要医务人员遵从职业道德规范,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以“不伤害”原则为底线,深思熟虑,避免急功近利。面对种种困境,笔者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本研究提出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加强灵活宣传教育,破除思想情感上的障碍；建立健全器官移植法律制度,填补相关领域的法律空白；确立新死亡判定标准,提高供体器官质量；设置合理的补偿机制,提高公众的捐献积极性；提高医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加快完善伦理委员会建设,加强器官移植伦理专题研究等建议,旨在为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为卵巢移植技术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创新与不足首先,器官移植由来已久,国外对于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已有诸多研究及探讨,但我国对器官移植伦理方面的研究仍相对较少且不够精细。卵巢移植技术是器官移植的新领域,由于该技术在临床尚未广泛应用,人们的关注较少,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卵巢移植技术的研究进展的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卵巢移植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其次,尽管国内对器官移植的研究大多是从立法角度、捐献的激励机制、技术层面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涉及较细化的卵巢移植技术及伦理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异体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进行梳理,找出异体卵巢器官移植最突出的伦理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表明个人的态度,试图寻求解决的途径,为卵巢移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伦理依据,力求在技术与伦理冲突中找到平衡点。但是,由于当前国内外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研究的文献居多,而对于异体移植及卵巢异体移植的文献较少,相关的理论仍待进一步佐证。同时,由于缺乏临床随访案例,文章缺乏强有力的说明证据,所提出的伦理问题是否全面、解决对策是否完全合理等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