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作为王阳明的高足,可谓是亲历了阳明晚年在绍兴创“致良知”之学以及开坛讲学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其心学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故而对其心学思想展开研究就必须先理清南大吉为学宗旨的阶段性变化缘由,即其为学转向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辨析其心学思想的影响和对其心学思想给予相应的定位。南大吉出身于渭上南氏家族,其一生的为学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弱冠前后,以文辞鸣于世,虽然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且有着对圣贤之道的朴素追求,但是因好古文之风,故囿于辞章之学;第二阶段,出仕之后到二次相遇王阳明之前,察世俗百态,体民生多艰,故渐弃辞章之习,转而有志于圣贤之道。不过,在此期间他所奉的圣贤之道仍宗于程朱理学;第三阶段,出任绍兴,与王阳明二次相遇之后,南大吉为学路径由宗奉程朱之学转向了阳明心学,且此后奉心学为终身所趋之道。根据现有资料,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南大吉的心学思想。首先,南大吉通过确立“良知”这一道德本体,贯通了心性和道体的关系,建构了“良知”视野下天道和人道本一体的关系,再借由良知感应,构建了人与万物的联系,使人与万物在价值和意义层面达到统一,即所谓“合天下万物而一体者”。于此,形成了其“心之良知本一”的本体论思想。其次,南大吉继承了阳明主张“致良知”应在“体之用”上用功的观点,结合个人经历,在生活世界中切实地推诸“良知”于事事物物,使得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于“良知发用流行中”下功夫的理论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所指代对象的不同,可划分为:慎独改过的内省功夫、好善忘势的修己功夫、中心悦而诚服之的治学功夫和亲民以仁、心学治政的为政功夫。这四点之间相互关联,是作为士人阶层一份子的南大吉对如何达成“修齐治平”这一命题的理解和实践。最后,在王阳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观点的影响下,南大吉逐渐形成了“合天地万物而一体”的情怀。他将这种情怀践行在成圣的追求上,便有了对“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的向往。而在他进一步思索涂之人何以成圣时,便引出了“道化”“物化”之辩,进而发展为其“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如果说“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境界是他对个体自我实现之最高境界的回答,那么“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便是南大吉顺应“觉民行道”而下的对生活世界中每个个体的终极关怀。南大吉作为引王学入关的第一人,的确在推动王学北进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绍兴在任期间,还是罢官返乡之后,南大吉都积极促进着阳明“致良知”之学的传播。虽然在世期间,他并未完成将关学彻底心学化的历史使命,但是其心学思想为后世学者冯从吾所整理总结,就此阶段的关学而言,其心学思想对关学心学化的促进作用不可谓不重要。作为关中士人,南大吉位居关中理学家之一无可厚非。但是,就其最终形成的学术思想而言,南大吉并非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杂糅,而是转而奉阳明心学为宗,并形成了自己的心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