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立法源于1980年9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经历过六次修改,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系我国个税法的第七次修改,此次修改包含收入额碱除费用标准的提升、税率变化、四种收入的综合所得按年计税制度的建立和六种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设置等等,范围广、影响深、亮点多是此次修改的特点,而碱费降税作为自此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也在新法修订中得到了诸多体现,例如碱除费用标准从3500元提升到5000元,以及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设立,在客观上都能起到降低个税纳税人税负的效果。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每年都在上升,《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所有税种的税收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以13871.97亿元位列第三,而个人所得税自2000年就已经成为了我国的第三大税种,其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升高,对比2017年度的数据,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的同比增长比率为9.1%、4%、10%、15.9%、-5%,个人所得税的增长率是五大税种中最高的,这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反映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税负较重,修改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无法适应如今的国民经济。自个人所得税开征以来,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整体税收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而不断增大,从税收的金额而言,个人所得税目前是我国的第三大税种,对于我国的国库收入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个人所得税因其直接税的性质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而对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较重的个人所得税会导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影响到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度逐渐提高,消费需求也逐渐增大,这都是由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稳步增长带来的积极影响。《个人所得税法》在对我国居民积累的财富逐渐增多、速度逐渐加快的现况下,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我国居民的生活、实现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功能。2018年6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于2018年6月29日,对外公布了修正案草案及相关说明,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七次修改正式开始。最终,在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该草案,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完成了第七次修改,根据新修的《个人所得税法》(下称《个税法》),我国首次确立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个税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该条第四款同时规定,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标志着我国以上述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为内容的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得到确立。根据《个税法》、《个税法实施条例》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我国的专顶附加扣除政策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一年有余,其实施效果已初步显现。个人所得税是世界性的重要税种,其对国民收入的调节分配功能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鉴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依然较大,基尼系数仍处在较高的水平,其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好坏是一个评价该政策的重要指标,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从本质上来说是根据不同纳税人的不同情况按照相应情形扣除应纳税所得额的制度,也体现了税法中的税收公平原则,其对收入再分配效应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该角度来评价该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减费降税方面来说,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目前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还有减费降税力度不够大,抵扣范围较小等问题,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探究抵扣标准和抵扣范围的合理化设置对于该政策的立法和实施有现实意义。本文着眼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制度设计,对专顶附加扣除政策的制度设计缺陷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对抵扣项目范围和抵扣标准的设置进行研究,借鉴美国相关立法经验,对《个税法》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完善提出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