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救济之于权利保障与恢复具有重要的意义。救济之于权利的重要性在司法实践中多体现为赔偿金数额是否合理,而合理的赔偿金额则源自于是否科学的损害计算方法。现行《著作权法》第49条规定有适用顺位的损害计算方法共三种: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和法定赔偿。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有关《著作权法》的司法解释中还对赔偿数额的确定方式进行了细化,但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千差万别的著作权侵权案件来说,仍需不断的改进完善。司法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权利人实际损失”与“侵权人违法所得”往往举证不充分进而较难得以适用,且法定赔偿自身的诉讼效率价值等因素,致使法定赔偿在司法判决中使用较为广泛,但是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使得法定赔偿确定赔偿数额时缺乏统一标准,判决赔偿数额往往偏低。《著作权法》第49条仅仅规定了法定的三种计算方式,并未规定在法定限额内判处赔偿金明显不合理时能否突破限额限制进行明确,面对司法实践中超出限额赔偿裁判的问题有待讨论。通过对卫视公司诉爱美德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实证分析,在对362例适用法定赔偿计算方式却超出法定赔偿最高限额裁量案例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此类案件中适用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问题。存在着侵权损害额确定方式适用混淆的问题、超出法定赔偿限额的合理性问题以及文书中赔偿计算方式适用用语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分析论证了对于司法判决中超出法定赔偿限额适用的赔偿损害计算方式并不是默认的法定赔偿方式,而应明确裁量赔偿计算方式的适用、超出法定赔偿最高限额虽未有法律上的规制,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探讨对于此种情形如何裁量的问题与对于司法判决文书中应区分法定赔偿与裁量性赔偿的司法用语的描述,应做到说理明晰。通过对案件的分析论述,面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裁判问题,适用裁量赔偿计算方式应作为认定赔偿数额问题解决的一种路径,提出相关建议完善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认定的计算方法,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