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间,相继于改革开放和积极“入世”的时代潮流,依托要素价格优势,我国出口贸易的成就举世瞩目。如今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万美元,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相比,中国已经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仅靠跟踪和模仿技术又将注定难以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必须摆脱过往的路径依赖谋求新的发展出路。鉴往知今,以启未来。中国从过往的出口贸易中凭借劳动力禀赋优势究竟获得多少贸易利得?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一项以立法形式干预分配的国家政策,同时也是影响劳动力成本的制度性因素,它是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的出口绩效?在这经济转型的攻关期,围绕这一问题,对入世以来的贸易历程进行回溯和探索不失为明智之举。在国际贸易领域,国内学者关于最低工资影响研究的选题颇为广泛,但是大多数文献还是基于出口数量、额度、价格、质量等内容进行考察。现下国际分工模式正由产品间向产品内分工转变,仅从某个单一的贸易视角度来衡量一国的贸易成效难免管中窥豹。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从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视角研究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率（DVAR）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增加值”方法对贸易流量（增加值出口或者进口）进行核算,它能够去除重复计算部分,为重新审视进出口对GDP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厘清贸易增加值国内贡献含量和准确判断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提供一个崭新视角。基于此,本文旨在从微观企业资源再配置效应视角,深入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我国企业出口D V A R的作用,并运用实证分析来解释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最低工资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分析框架,运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55个县（区）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显著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具有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上涨会引起企业间资源配置的调整,由此形成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能够通过研发创新和中间投入品途径提高我国企业的出口DVAR;异质性分析发现,通过上述作用渠道,最低工资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存在显著差异。提高我国企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实现我国制造业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政府应在综合评估最低工资的经济效应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实施最低工资政策,除此之外,还应积极落实以下方面内容:最低工资政策实施与鼓励优质产品进口政策并重,鼓励企业进口高质量进口中间品,落实更有针对性的进口政策;最低工资政策与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政策并行,重视进出口企业的自主研发创新,释放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优进优出”的传递效应;最低工资调整与加工贸易转型并举,引导加工贸易向高端迈进,深入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最后,最低工资调整与优化制造业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相结合,优化制造业企业的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提高制造业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