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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四十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探寻经济高增长背后的秘密,既充满魅力,又着实不易。一方面,我们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表现出的极大好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在不断加快。据统计,2016年,我国企业共发起765起海外并购,涉及国家多达74个,这些国家既包括发达市场国家,也包括新兴市场国家。最后,我们还发现伴随着新兴市场海外并购的崛起,中国企业通过加快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面对如此形势,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否带来了企业R&D及创新绩效的改变呢?为此,本文主要关注三方面问题:其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并购企业R&D投入的影响是什么?母国制度情境中国有股权如何影响海外并购与并购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其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并购企业R&D方式的影响是什么?并购异质性、产权异质性以及东道国异质性的影响又是什么?其三,R&D投入与R&D方式是否又最终促进了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实现呢?其是否会受到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以及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呢?基于此,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以及制度理论和制度基础观。其次,对海外并购与企业R&D、企业R&D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文献综述。基于此,本文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历程,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制度背景分析的基础上,运用Bv D（Zephyr）数据库中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1年—2016年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的深度描述。最后,本文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企业R&D、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影响并购企业R&D投入的理论机制是什么?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海外并购影响并购企业R&D投入的作用机制,同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了国有股权的影响作用。其次,本文运用PSM-DID方法对海外并购与企业R&D投入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一是关于海外并购与并购企业R&D投入的关系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显著的促进了并购企业R&D投入的增加,但该因果关系的成立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效应。在并购发生两年后,并购所引发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显著的促进了并购企业R&D投入的增加。基于产权异质性的分组检验表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确实为其带来了相对于民营企业的“特殊所有权”优势,但其也深受政府的影响,因此当国有企业面临政府领导人换届时其对并购企业R&D投入的影响反而不如民营企业显著。二是国有股权通过政府R&D补贴和信贷优惠机制对并购企业R&D投入产生直接影响。三是未发现国有股权对海外并购与并购企业R&D投入之间关系的边际影响。第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对并购企业R&D方式的影响是什么?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海外并购影响并购企业R&D方式的理论机制。同时基于并购异质性视角,分别从并购交易规模、并购股权选择以及并购整合等方面论述了海外并购对并购企业R&D方式的影响作用。其次,本文运用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对海外并购与并购企业R&D方式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一是关于并购异质性与企业R&D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并购企业采取何种R&D方式与并购异质性紧密相关。当并购交易规模越大、并购方所收购目标方股权比例越高时,并购企业越有可能采取国际化R&D方式。而当并购整合程度越高时,并购企业更可能采取本土化R&D方式。二是基于产权异质性的检验得出:民营企业并购交易规模对其采取国际化R&D方式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其采取本土化R&D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国有企业并购交易规模对R&D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并购股权选择对R&D方式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民营企业并购整合对其选择本土化R&D方式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国有企业并购整合对R&D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三是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分组检验得出:当东道国为非经合组织成员国时,并购交易规模对并购企业采取国际化R&D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并购股权选择对R&D方式选择无显著的影响作用。但当东道国为经合组织成员国时,并购交易规模对R&D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并购股权选择对企业采取国际化R&D方式则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本土化R&D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此外,无论东道国是否为经合组织成员国,并购整合对企业采取本土化R&D方式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国际化R&D方式的影响不显著。第三,企业R&D投入与R&D方式是否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呢?针对该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R&D投入和R&D方式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其次,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R&D投入、R&D方式与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一是总体检验中R&D投入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而R&D方式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国际化R&D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而本土化R&D的影响不稳健;本土化R&D对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二是基于产权异质性的分组检验得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R&D投入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R&D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则存在差异。民营企业国际化R&D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国有企业国际化R&D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稳健。此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本土化R&D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消极影响作用,但结果均不稳健。三是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分组检验得出:无论是高技术企业还是一般企业,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而R&D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则存在差异。高技术企业国际化R&D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一般企业则不显著。高技术企业本土化R&D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一般企业则不稳健。四是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组检验得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企业,R&D投入、国际化R&D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本土化R&D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此外,无论是总体检验,还是分组检验中,本文均未发现R&D投入与R&D方式交互项对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影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很好的回应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一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R&D投入的增加。持续的R&D投入为中国企业的后发技术追赶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支援,这最终提升了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二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的国际化R&D。后发企业通过国际化R&D得以接近世界技术最前沿,进而能够吸收和学习国际领先技术知识,这最终促进了并购企业创新绩效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