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自独立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国防安全威胁问题的地理因素层面上的“小国”。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区域性安全政策的建设是一种伴随着新加坡历史的发展所不断被建成与完善的存在——自新加坡计划从马来西亚联合邦中脱离并选择独立之际,新加坡就直接面临着最基本的国家生存问题,而也就在这样一种星马双方存在着相互间矛盾的情形之下,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却毅然选择再度与马来西亚重新建立起区域合作关系,并共同建立起“东盟五国”的合作,进而成功使得新加坡独立之际的生存危机得以缓解。之后,新加坡李光耀政府在“东盟五国”的合作之外选择与日本加强进出口产业的合作,又进而解决了新加坡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至此以后,新加坡的对外安全政策便开始一直遵循着这样一种“秩序”的建设,即不断寻求和稳固对于“专注区域内合作建设+寻求新加坡与区域外’靠山’合作”的这样一种区域性秩序的建设,而在“亚太”这样一个区域性环境中,这样一种“新加坡”的秩序建设的表现则较为突出。作为一种以保障区域性秩序而寻求发展的新加坡,其对于区域性秩序本身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因而一旦这样一种区域性秩序受到消极影响或者说产生消极的变化的时候,新加坡的脆弱性便较为明显地得以显现出来。自新加坡吴作栋就任之际,新加坡的石油产业受到的负面的冲击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消极后果,即新加坡与日本之间的进出口额大幅下滑使得新加坡专注构建的“专注区域内合作建设+寻求新加坡与区域外’靠山’合作”的国际秩序受到第一次大的打击。但是就新加坡本身而言,由于新加坡自身地理层面因素层面的劣势,又导致新加坡必须在亚太安全政策中选择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理论下区域性的相互依存,从而才能保证新加坡在现实主义理论之下的生存诉求。所以新加坡吴作栋政府时期依然延续着李光耀时期的新加坡区域安全政策中的“泛区域合作”的建设,只不过在天时地利的共同作用下,新加坡将其秩序构建中的“区域外大国”由日本换到了美国;且新美之间相互合作的基础,也从先前新加坡亚太区域合作中单纯的经济产业合作转化成为更加结实的军事合作。进而从新加坡第三任领导人李显龙就任起,新加坡的亚太安全政策便不断实现着新加坡区域安全的“全球化”发展,即不断实现一种“双线建设”。这样一种双线建设保证了在军事经济方面,新加坡既能够继续与美国方面合作,并从而保证新加坡所在的现有区域秩序继续进行;同时,新加坡还可以与中国方面实现至少是“体面上”的经济贸易合作,从而能够保障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出现新加坡所担忧的“冲突”之际,新加坡至少可以延续冷战时期的“不结盟的选择”,或者至少不会是“不知情”的一方。但是虽然“双线建设”能够些许减轻新加坡在其亚太安全政策中对于国际环境脆弱性,但是新加坡对于区域秩序的依赖性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多少。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际,美国与新加坡之间的进出口合作也因此而减弱,此时的新加坡李显龙政府便开始短期地加强其“双线建设”内的亚太安全政策的“中国线路”,“10+3”在这个阶段中便得以建设。但是,当美国奥巴马政府确定自身的“亚太战略”,进而确保了美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军事合作仍然会继续之际,新加坡与美国的“亚太”合作便直接成为新加坡亚太安全政策的主角。因为此时美国所构建的“亚太”,正好符合新加坡一直以来“专注区域内合作建设+寻求新加坡与区域外’靠山’合作”这样一种秩序的建设。对于新加坡而言,新加坡国防则认为此时能够对这样一种秩序产生影响的因素,多可能来自于国家间的“海域冲突”,因此新加坡的海上实力建设也在这个方面加快步伐。而新加坡海上诉求的增大,便直接反映在了新加坡在中国南海问题之上的强硬“站队”美国“阵营”的表现上。然而,又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新加坡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受到美国收缩的对外政策而削弱,新加坡此时又便再度开始寻求与加强“双线建设”中的“中国建设”。因而新加坡这样一种“双线建设”被学术界普遍看作一种社会主义“均势理论”的体现,因为其中不难看出新加坡在亚太区域所构建的“秩序”一直遵循着自李光耀时期的“现实外交”轨迹。然而根据传统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以及新现实主义“均势理论”这两大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体系来看,新加坡的亚太安全政策的取向选择其实并不属于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概念。首先,新加坡的亚太安全政策并不能主导被“均势”的行为体能够长期具有一种“被均势”的意愿;其次,新加坡亚太安全政策想要寻求的区域性秩序并不算是一种“均势”秩序;此外,新加坡亚太安全政策的战略选择并不在于一种构建“均势”,反而是一种“扩张”的行为。所以,与其说新加坡的亚太安全政策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的表现,不如说是一种新加坡在维护自身区域性“优势秩序”更为契合。因此对于新加坡的亚太安全政策而言,新加坡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对于新加坡的亚太安全政策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因为不难看出,新加坡三任领导人之下的亚太安全政策的走向,都在延续这自新加坡李光耀时期便一直寻求的,即建立一种“专注区域内合作建设+寻求新加坡与区域外’靠山’合作”的区域秩序。而真正影响新加坡亚太安全政策的因素,在于“新加坡区域秩序的诉求的变化”、“新加坡区域地位目标保障的变化”、以及“新加坡自身国内的诉求的变化”,这三个主要原因之上。因此现阶段,对于新加坡在现阶段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加深,不难体会出这极有可能依然是新加坡“双线建设”的亚太安全政策的备用选择。以及与此同时,新加坡国内政治体系以及东盟区域合作的发展走向都正在面临一个未来发展的重要时刻,新加坡亚太安全政策也或许正将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变化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