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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都是反映预期的金融市场。两者之间以现货市场为纽带，形成价格传导机制。LME三月期铜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铜期货，同时也是国际通用的精铜矿定价参考标准。LME三月期铜的价格波动，对国内铜行业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必定会产生影响。从理论上讲，股价的波动反映的是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因此，LME三月期铜的价格波动，理应引起国内铜上市公司的股价波动。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触底反弹，国际铜价持续上涨。然而，与此同时，国内铜行业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走势却非常弱，这是与理论相背离的。
为了寻找其中的原因，本文选择LME三月期铜、上证指数、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来做实证研究。标的股票的选择主要是参考主营业务收入和上市时间两个标准。具体而言，本文选择铜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同时上市时间超过5年的铜行业股票。前人关于铜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采用价格的一阶差分时间系列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众所周知，差分方法会导致时间系列数据损失自由度，从而影响实证的效果。从前人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有的文献结论认为铜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存在联动性，有的文献却认为不存在联动性。因为，我们需要对实证方法加以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本文有两个创新点。第一，本文采用收益率时间系列数据来进行实证，避免了差分方法损失自由度的缺陷。尽管收益率时间系列数据也存在固有的缺陷，但由于没有经过计量方法的处理，更加真实和客观。第二，本文采用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相结合的方法，起到互相证明的作用。每一种计量方法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采用多种计量方法相互辅证，可以降低出现错误结论的风险。
在数据的选择上，由于金融时间系列数据普遍存在单位根现象，差分方法又会损失自由度，影响实证的效果。因此，本文采用LME三月期铜、上证指数、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的收益率来做实证分析。在实证方面，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LME为被解释变量，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为解释变量。如果相关性很强，那就无需再做实证;否则，需要剔除上证指数的影响。第二，以上证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和LME三月期铜为解释变量。如果上证指数与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的相关性很强，而与LME三月铜具有负相关性。则可以反证出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很强，而与LME三月期铜不具有联动性。第三，以LME为被解释变量，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与上证指数之差为解释变量，直接剔除上证指数的影响。三种方法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避免单一方法的缺陷导致错误的结论。结果显示，三种方法都证明了LME三月期铜与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不存在联动性。
LME三月期铜与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不具有联动性，源于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国际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和秘鲁等国家，并用主要集中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国际资源巨头的手中。第二，国内铜冶炼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国际资源巨头凭借资源垄断优势，拥有超强的价格谈判能力，而国内冶炼企业完全失去铜价格谈判的话语权，利润空间不断地被压缩。这造成了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为代表的国内铜冶炼企业不能享受铜价上涨的好处。
经过本文的实证研究，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等铜行业的股票尚不具备投资价值。LME三月铜的价格持续上涨，并不能支持这些股票持续地上涨。只有当国内铜行业发生质的改变，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投资价值。
国内铜行业的上市公司只有通过实现铜矿资源的自给自足或者提高国际精铜矿的价格谈判的话语权，才能够提高自身的持续盈利能力，从而提高其股票的投资价值。为了提高我国铜行业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我国政府和铜行业的上市公司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以充分利用国内潜在的铜矿资源。我国的铜储量排名第7位，基础储量位居世界第3位，但由于国内的铜矿具有贫矿多、富矿少的特点，可经济开采的铜矿很少。在重大技术突破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的条件下，原有的低品位或者地处偏远的矿山，将变成珍贵的可开采资源。早在1966年，我国的地质勘探就发现了国内储量最大的铜矿——西藏玉龙铜矿，但西藏地区交通设施的落后，以及电力能源的发展缓慢，使得该矿山多年来一直无法开发。2005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铜价的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国际精铜矿被大量地开采，国内的铜矿资源也日益枯竭。加上中央对西藏地区交通和电力建设的重视，西藏的交通和电力条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西藏玉龙铜矿终于可以经济地开采，并于2008年竣工投产。我国还有许多类似于西藏玉龙铜矿的矿山，在西部大开发的的背景下，这些资源将逐渐成为可经济开采的资源。
第二，加快海外购矿的步伐。从发达国家海外购矿的历史来看，日本的经验最值得借鉴。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支持本国的矿业公司进行跨国经营，从而在海外建立铜矿资源供应基地。另一方面，日本的矿业公司特别强调协作经营。它们把这种协作经营的优势延伸至与海外企业的合作。在这种协作方式的推动下，日本的矿业公司得以拥有重要矿山的股份，从而确保了日本铜矿资源的供给。只有通过海外并购，我国的铜行业上市公司才能提高铜资源的自给率，从而提高其股票的投资价值。
第三，推进铜冶炼行业走向寡头垄断。中国是世界上铜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世界铜行业的欣欣向荣。但是由于国内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我国的铜冶炼企业没能享受这经济盛世，反而要忍受铜加工费的持续降低。面对资源的日益稀缺，资源巨头的话语权逐渐增强。中国的铜冶炼行业只有走向垄断，才能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在精铜矿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我国铜行业唯有提高话语权，才能避免上演钢铁行业的悲剧。
第四，提高期货市场的避险能力。国际精铜矿的日益短缺，精铜矿价格居高不下，国内铜冶炼行业的整合任重而道远。指望于提高国内铜行业集中度来达到提高话语权，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国际精铜矿价格的大幅上涨会给国内铜冶炼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我国需要和完善发展期货市场，开发各种各样的衍生金融工具，来为国内铜冶炼企业提供多种避险手段，以提高国内铜冶炼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第五，大力发展废金属循环利用技术。铜矿资源日益稀缺，价格越来越昂贵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是一个缺乏高品位铜矿资源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未来将面临铜矿资源紧缺的局面。因此，现在就必须大力发展废金属循环利用技术，将来才有可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回收更多的废铜。
从我国的铜产品的应用来看，铜主要应用于电力装置和电缆。从铜产品的使用寿命来看，电力装置和电缆的铜通常可以使用二三十年。1998年之后，我国每年用铜量均超过100万吨，近几年用铜量更是在500万-600万吨，这意味着我国将在2020年之后进入废铜回收的高峰期。一方面，我国的电网改造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未来对铜的使用还会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铜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也会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可回收的废铜数量会不断地增加。
总之，如果发生上述的变化，并由量变转化为质变，我国的铜冶炼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会有大幅的提升。展望2020年，我国的废铜回收进入高峰期后，国内的铜冶炼企业有望摆脱对外进口精铜矿的依赖。届时，我国的铜冶炼企业严重缺乏精铜矿资源的现状将有望得到改变，成为可以独立更生的企业。我国铜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将逐步显现。
为了寻找其中的原因，本文选择LME三月期铜、上证指数、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来做实证研究。标的股票的选择主要是参考主营业务收入和上市时间两个标准。具体而言，本文选择铜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同时上市时间超过5年的铜行业股票。前人关于铜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采用价格的一阶差分时间系列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众所周知，差分方法会导致时间系列数据损失自由度，从而影响实证的效果。从前人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有的文献结论认为铜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存在联动性，有的文献却认为不存在联动性。因为，我们需要对实证方法加以改进。在实证方法方面，本文有两个创新点。第一，本文采用收益率时间系列数据来进行实证，避免了差分方法损失自由度的缺陷。尽管收益率时间系列数据也存在固有的缺陷，但由于没有经过计量方法的处理，更加真实和客观。第二，本文采用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相结合的方法，起到互相证明的作用。每一种计量方法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采用多种计量方法相互辅证，可以降低出现错误结论的风险。
在数据的选择上，由于金融时间系列数据普遍存在单位根现象，差分方法又会损失自由度，影响实证的效果。因此，本文采用LME三月期铜、上证指数、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的收益率来做实证分析。在实证方面，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LME为被解释变量，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为解释变量。如果相关性很强，那就无需再做实证;否则，需要剔除上证指数的影响。第二，以上证指数为被解释变量，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和LME三月期铜为解释变量。如果上证指数与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的相关性很强，而与LME三月铜具有负相关性。则可以反证出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与上证指数的相关性很强，而与LME三月期铜不具有联动性。第三，以LME为被解释变量，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与上证指数之差为解释变量，直接剔除上证指数的影响。三种方法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避免单一方法的缺陷导致错误的结论。结果显示，三种方法都证明了LME三月期铜与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不存在联动性。
LME三月期铜与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不具有联动性，源于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国际铜矿资源主要分布在智利和秘鲁等国家，并用主要集中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国际资源巨头的手中。第二，国内铜冶炼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国际资源巨头凭借资源垄断优势，拥有超强的价格谈判能力，而国内冶炼企业完全失去铜价格谈判的话语权，利润空间不断地被压缩。这造成了江西铜业、云南铜业和铜陵有色为代表的国内铜冶炼企业不能享受铜价上涨的好处。
经过本文的实证研究，江西铜业、云南铜业、铜陵有色等铜行业的股票尚不具备投资价值。LME三月铜的价格持续上涨，并不能支持这些股票持续地上涨。只有当国内铜行业发生质的改变，才可能具有真正的投资价值。
国内铜行业的上市公司只有通过实现铜矿资源的自给自足或者提高国际精铜矿的价格谈判的话语权，才能够提高自身的持续盈利能力，从而提高其股票的投资价值。为了提高我国铜行业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我国政府和铜行业的上市公司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创造条件以充分利用国内潜在的铜矿资源。我国的铜储量排名第7位，基础储量位居世界第3位，但由于国内的铜矿具有贫矿多、富矿少的特点，可经济开采的铜矿很少。在重大技术突破和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的条件下，原有的低品位或者地处偏远的矿山，将变成珍贵的可开采资源。早在1966年，我国的地质勘探就发现了国内储量最大的铜矿——西藏玉龙铜矿，但西藏地区交通设施的落后，以及电力能源的发展缓慢，使得该矿山多年来一直无法开发。2005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铜价的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国际精铜矿被大量地开采，国内的铜矿资源也日益枯竭。加上中央对西藏地区交通和电力建设的重视，西藏的交通和电力条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西藏玉龙铜矿终于可以经济地开采，并于2008年竣工投产。我国还有许多类似于西藏玉龙铜矿的矿山，在西部大开发的的背景下，这些资源将逐渐成为可经济开采的资源。
第二，加快海外购矿的步伐。从发达国家海外购矿的历史来看，日本的经验最值得借鉴。一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政治、外交等手段支持本国的矿业公司进行跨国经营，从而在海外建立铜矿资源供应基地。另一方面，日本的矿业公司特别强调协作经营。它们把这种协作经营的优势延伸至与海外企业的合作。在这种协作方式的推动下，日本的矿业公司得以拥有重要矿山的股份，从而确保了日本铜矿资源的供给。只有通过海外并购，我国的铜行业上市公司才能提高铜资源的自给率，从而提高其股票的投资价值。
第三，推进铜冶炼行业走向寡头垄断。中国是世界上铜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世界铜行业的欣欣向荣。但是由于国内铜冶炼行业产能过剩，我国的铜冶炼企业没能享受这经济盛世，反而要忍受铜加工费的持续降低。面对资源的日益稀缺，资源巨头的话语权逐渐增强。中国的铜冶炼行业只有走向垄断，才能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在精铜矿资源日益稀缺的背景下，我国铜行业唯有提高话语权，才能避免上演钢铁行业的悲剧。
第四，提高期货市场的避险能力。国际精铜矿的日益短缺，精铜矿价格居高不下，国内铜冶炼行业的整合任重而道远。指望于提高国内铜行业集中度来达到提高话语权，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国际精铜矿价格的大幅上涨会给国内铜冶炼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我国需要和完善发展期货市场，开发各种各样的衍生金融工具，来为国内铜冶炼企业提供多种避险手段，以提高国内铜冶炼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
第五，大力发展废金属循环利用技术。铜矿资源日益稀缺，价格越来越昂贵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是一个缺乏高品位铜矿资源的国家，同时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未来将面临铜矿资源紧缺的局面。因此，现在就必须大力发展废金属循环利用技术，将来才有可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回收更多的废铜。
从我国的铜产品的应用来看，铜主要应用于电力装置和电缆。从铜产品的使用寿命来看，电力装置和电缆的铜通常可以使用二三十年。1998年之后，我国每年用铜量均超过100万吨，近几年用铜量更是在500万-600万吨，这意味着我国将在2020年之后进入废铜回收的高峰期。一方面，我国的电网改造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推进，未来对铜的使用还会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铜在建筑领域的应用也会不断提高。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可回收的废铜数量会不断地增加。
总之，如果发生上述的变化，并由量变转化为质变，我国的铜冶炼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会有大幅的提升。展望2020年，我国的废铜回收进入高峰期后，国内的铜冶炼企业有望摆脱对外进口精铜矿的依赖。届时，我国的铜冶炼企业严重缺乏精铜矿资源的现状将有望得到改变，成为可以独立更生的企业。我国铜行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将逐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