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作为“东方信札”体裁的代表作,是中英关系交流史上的重要一笔。研究者在论及《世界公民》时通常围绕启蒙时期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展开讨论,而中国形象也常以正面或负面被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进而形成了一套共通的评价体系,即仅从文本内容出发,以哥尔斯密使用的词语和显露的态度作为评判的依据。在这些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中,哥尔斯密被“隐身”了,他的创作历程、生活状况以及个人身份认同等方面未能与“世界公民”形象的塑造和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构成有效的联结。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世界公民”概念为中心,从创作过程、社会背景、文本内部、作者自身经历以及“世界公民”的后世回响为脉络对《世界公民》文本进行全面梳理。借此,本文试图从作品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对哥尔斯密选择“世界公民”作为最终出版标题而替换了之前的“中国人信札”,且将“世界公民”形象赋予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原因进行分析,以重审哥尔斯密对英国和中国的总体态度。为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绪论部分,界定本文所研究“世界公民”为具体的人而非概念性事物,同时分析哥尔斯密创作《世界公民》时,以英法为代表的17、18世纪欧洲社会所追捧的“中国风尚”对其创作的影响。主体论述部分第一章从“中国哲学家”的形象、文本取材、“东方信札”体裁的选择以及作品主人公的直接来源对《世界公民》的前文本进行溯源,厘清哥尔斯密在创作过程中所受影响,指出《世界公民》的问世并不是偶然事件。第二章进入文本内部,从对中英两国人物群像、国家政治体系及宗教、法律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印证哥尔斯密在对待中国及中国人的态度上并不是一概而论的赞扬或否定,而是处于态度不明的暧昧状态。第三章从哥尔斯密自身进行切入,分析哥尔斯密对中国这个“他者”态度反复变化的原因。哥尔斯密作为生活在伦敦的爱尔兰裔作家,他有着对殖民国的无所适从,但同时他又靠在伦敦撰写评论获取稿费为生。英国殖民了他的母国,他却需要在这里谋生,这种矛盾造成了哥尔斯密在《世界公民》中对中国态度暧昧,同时也是他在信札最终出版时选择“世界公民”作为题目的原因:这是哥尔斯密在寻找自我身份认同上的一次新尝试。后世作品《约翰中国佬信札》则是“世界公民”在世界的继续行走和探索,而“世界公民”概念的不断发展也为当今解决文化冲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