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知识分子书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1990年代”作为格非构建知识分子的“江南”空间的时代语境,也是《江南三部曲》中的重要叙事年代。因此,“1990年代”成为本文不可绕开的语境前提,由此,本文首先对“1990年代”与格非的知识分子书写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本文通过后设的视角,以空间作为分析方法,主要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概念作为全文的理论构架,研究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对“江南”的建构与呈现,聚焦于吉登斯的“脱域”机制下唤起空间表象,即花家舍,一种传统的或现代的“桃花源”,分析江南乌托邦空间的辩证发展与具体实践。如此,历史与文学之间,借助于空间符码的中介,解读“江南”所包含的复杂意蕴。本文主体部分第一章阐释《江南三部曲》中作为江南人的格非在文本中对“江南”的空间多元构建,并以象征现代性的革命的进入,从社会意义的空间角度,揭示《人面桃花》中江南的地方-空间转换过程。通过建筑的表征形式,深入窥探深嵌在文本与时代内部的革命性符码;第二章聚焦于江南的表征性空间,通过“乌托邦”概念来考察文本外部空间的中国乌托邦的百年变迁,以及文本内部的花家舍在历史语境中的含义流变,考察蕴含其中的乌托邦冲动与实践;第三章则从精神空间层面,进一步考察身处江南之中的人,即乌托邦的建构者,讨论在江南的革命者/知识分子是如何沦为时代的“边缘人”或“局外人”,并且,从晚清到当代,这种疏离感与孤独感一直植根于知识分子的心理空间,紧贴着实践者而存在,导致知识分子始终无法摆脱。最终通过三个章节的论述,本文试图说明,虽然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所构建的“江南”,无论是时代的宏观层面,还是个体的微观层面,它所呈示出的都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象,知识分子也无法借助于这样一种乌托邦冲动的力量真正有效介入到历史的内部,但是在当代社会以及未来的生活中,个人对于乌托邦的期盼与构建,依然具有不容小觑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