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纵深推进,急剧的社会变革导致矛盾集中凸显,作为社会冲突表现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一直保持增长的态势,尤其是在县域这个“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县级政府在行政构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矛盾最为集中,冲突的表现形式也最为激烈,贵州瓮安事件、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江西宜黄事件这些典型的突发性群体事件都发生在县域。同时,互联网和3G手机等新型传播工具的普及,以及微博、微信及各种无线网络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即时传播提供了可能。当群体性事件爆发后,事件信息能在第一时间内被网络曝光,引发民众关注,经过转发、辩论等过程,迅速汇集成舆情。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部门很难像过去一样使用行政权力对媒体进行管制,通过“信息把关”来控制群体性事件造成的影响,而一旦政府在舆情应对中发生失当行为,就可能引发针对政府部门的舆情危机。纵观历年来引发广泛讨论的突发性群体事件,网络媒体在推动事件发展的同时,也给政府应对舆情危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受可调动资源有限、应急机制缺乏、公务人员整体素质较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县级政府在应对由突发性群体事件引发的舆情危机时,表现并不乐观。本文把县级政府作为研究舆情应对研究的行为主体,通过对“江西宜黄事件”、“临武瓜农事件”两个突发性群体事件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对县级政府突发舆情应对中的行为、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总结相关经验,提出应对策略。力图为县级政府打好突发性群体事件舆情应对攻坚战提供切实可操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