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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最常见的文学样式，小说通常是由虚构的人物，事件或场所组成，也就是说，并非严格基于历史或事实。每一部小说都会选择特定的角度进行叙述，譬如最简单的两种叙述模式——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这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可能会对小说文本的解读及小说的欣赏效果产生不同影响，读者由此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反响也不尽相同。另外，除人称视角外，小说还可以通过不同的“聚焦”方式来呈现相同的场景片段——譬如可以从故事人物的角度或从叙述者的角度来呈现。作为叙事技巧的核心，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都可以对小说文本的理解以及读者可能由此产生的审美感受和共情体验产生影响。叙事批评家在几十年前已经注意到阅读不同叙事技巧的小说文本与诱发认知共情之间的潜在关联。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关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的研究仍然主要局限在叙事学范畴内的理论争辩和内省分析。长久以来，各种纷争交织在一起，但几乎没有明确的证据来支持或驳斥任何一种主流的理论主张。首先，在基本概念的界定层面，能否找到基于科学测量或认知科学的客观证据来支持对两种基本叙述模式的区分，尚不明确；其次，不同的人称叙述视角如何受聚焦方式的影响，以及影响背后的原因及内在机制，同样值得期待。为此，本研究从科学实验的角度出发，借助高时间分辨率事件相关技术和眼球追踪技术，探讨经典小说阅读及赏析如何受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受读者的认知特征差异和文学阅读经验多寡的影响。
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采用两项实验并结合不同实验技术(实验1采用脑电技术；实验2采用眼球追踪技术)来探讨这两方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小说阅读和审美体验。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筛选出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作品来操控人称视角，并通过选择内部聚焦(从故事人物角度聚焦)和外部聚焦(从叙述者角度聚焦)的文本材料来操控聚焦方式。作者首先从19世纪英国经典长篇小说中节选了100段含有第一人称叙述或第三人称叙述的典型段落。所节选的材料来自如下5部经典英国小说：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爱玛》。其中，《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故事情节主要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而《双城记》，《傲慢与偏见》和《爱玛》则主要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为了进一步明确所选文本材料的聚焦类型及情感效价，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招募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并把其分成三组，要求他们分别从聚焦模式(故事人物视角还是叙述者视角)，叙述方式的可接受度，以及情感效价三个维度对所选文本进行打分评测。基于评测结果，最终选取了60组典型叙述段落进入正式实验，其中一半语料属于第一人称叙述，另一半则属于第三人称叙述。为确保人称视角的研究不受文本体裁及语言因素差异(如语法，时态，词语等)的影响，创建了两套对等版本的实验材料：其中一种版本的材料直接摘自中译本小说原文，没做任何改动；另一版本的文本材料中，唯有人称代词进行了替换，其他所有内容保持与原文相同。例如，将原始语料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替换为第三人称代词“他”或“她”，或者反过来将第三人称的代词替换为第一人称的代词。通过此种变换，在这两种版本的文本材料中，除了人称代词不同外，其他所有文本内容均保持相同，这样就确保了对人称视角的研究不受语言、语法、文字等无关因素的干扰，从而避免了现有同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局限。最终选择的叙述文本包括如下三种类型：内部聚焦，外部聚焦，以及负性效价的文本材料。
正式实验中，45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了脑电实验，另外37名参加了眼动实验。脑电实验期间，主要记录被试在欣赏小说过程中的大脑神经信号变化(比如脑电的P300成分，N400成分等)，以及在眼动实验中的眼睛注视时间(具体指标主要包括第一遍阅读时间，第二遍阅读时间，总阅读时间等)。数据收集完毕后，采用方差分析(ANOVA)来处理脑电数据，通过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并结合R软件对眼动注视数据进行分析和拟合。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相对于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引起了更大的P300反应，且这一结果不受聚焦方式以及叙述文本情感效价的影响。第二，与第一人称叙述相比，第三人称叙述文本诱发了更大的晚期负波(N600)以及引起更长的阅读时间(第二遍通过时间以及总阅读时间)，但这一效应仅出现在聚焦于故事人物的叙述中，当故事从叙述者角度进行聚焦时或者文本所描述事件的情感效价本身为负性时，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没有明显差异。第三，由第一人称叙述转变为第三人称叙述给阅读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从三人称叙述转变为第一人称叙述。最后，在聚焦于故事人物的情境中，晚期负波效应的大小与读者的共情能力存在显著的正性相关，即共情能力越强的读者身上会出现更大的晚期脑电效应。
综合脑电和眼动的研究结果表明，小说欣赏过程会受到作品所采用的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的双重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现有的关于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存在功能差异的理论观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发现叙事视角本身并不能单独决定小说的阅读及共情体验——它还受到其他叙述技巧的影响：只有当叙述从故事人物角度进行聚焦时，才会突显这两种叙述方式的差别；在从外部聚焦的叙述中，两者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别。这表明人称视角对文学阅读过程的影响受聚焦方式的调节。同时，这一发现为从理论层面区分两种聚焦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本文首次采用认知实验的方法探讨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如何影响经典阅读及审美体验，虽然在文本选取和研究设计上可能还存在待改进之处，本文在促进认知科学与传统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上开启了新的尝试。
为了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本研究采用两项实验并结合不同实验技术(实验1采用脑电技术；实验2采用眼球追踪技术)来探讨这两方面的因素如何影响小说阅读和审美体验。具体来说，本研究通过筛选出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作品来操控人称视角，并通过选择内部聚焦(从故事人物角度聚焦)和外部聚焦(从叙述者角度聚焦)的文本材料来操控聚焦方式。作者首先从19世纪英国经典长篇小说中节选了100段含有第一人称叙述或第三人称叙述的典型段落。所节选的材料来自如下5部经典英国小说：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和《爱玛》。其中，《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故事情节主要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而《双城记》，《傲慢与偏见》和《爱玛》则主要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为了进一步明确所选文本材料的聚焦类型及情感效价，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招募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并把其分成三组，要求他们分别从聚焦模式(故事人物视角还是叙述者视角)，叙述方式的可接受度，以及情感效价三个维度对所选文本进行打分评测。基于评测结果，最终选取了60组典型叙述段落进入正式实验，其中一半语料属于第一人称叙述，另一半则属于第三人称叙述。为确保人称视角的研究不受文本体裁及语言因素差异(如语法，时态，词语等)的影响，创建了两套对等版本的实验材料：其中一种版本的材料直接摘自中译本小说原文，没做任何改动；另一版本的文本材料中，唯有人称代词进行了替换，其他所有内容保持与原文相同。例如，将原始语料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替换为第三人称代词“他”或“她”，或者反过来将第三人称的代词替换为第一人称的代词。通过此种变换，在这两种版本的文本材料中，除了人称代词不同外，其他所有文本内容均保持相同，这样就确保了对人称视角的研究不受语言、语法、文字等无关因素的干扰，从而避免了现有同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局限。最终选择的叙述文本包括如下三种类型：内部聚焦，外部聚焦，以及负性效价的文本材料。
正式实验中，45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了脑电实验，另外37名参加了眼动实验。脑电实验期间，主要记录被试在欣赏小说过程中的大脑神经信号变化(比如脑电的P300成分，N400成分等)，以及在眼动实验中的眼睛注视时间(具体指标主要包括第一遍阅读时间，第二遍阅读时间，总阅读时间等)。数据收集完毕后，采用方差分析(ANOVA)来处理脑电数据，通过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并结合R软件对眼动注视数据进行分析和拟合。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相对于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引起了更大的P300反应，且这一结果不受聚焦方式以及叙述文本情感效价的影响。第二，与第一人称叙述相比，第三人称叙述文本诱发了更大的晚期负波(N600)以及引起更长的阅读时间(第二遍通过时间以及总阅读时间)，但这一效应仅出现在聚焦于故事人物的叙述中，当故事从叙述者角度进行聚焦时或者文本所描述事件的情感效价本身为负性时，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没有明显差异。第三，由第一人称叙述转变为第三人称叙述给阅读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从三人称叙述转变为第一人称叙述。最后，在聚焦于故事人物的情境中，晚期负波效应的大小与读者的共情能力存在显著的正性相关，即共情能力越强的读者身上会出现更大的晚期脑电效应。
综合脑电和眼动的研究结果表明，小说欣赏过程会受到作品所采用的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的双重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现有的关于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存在功能差异的理论观点。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本研究发现叙事视角本身并不能单独决定小说的阅读及共情体验——它还受到其他叙述技巧的影响：只有当叙述从故事人物角度进行聚焦时，才会突显这两种叙述方式的差别；在从外部聚焦的叙述中，两者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别。这表明人称视角对文学阅读过程的影响受聚焦方式的调节。同时，这一发现为从理论层面区分两种聚焦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本文首次采用认知实验的方法探讨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如何影响经典阅读及审美体验，虽然在文本选取和研究设计上可能还存在待改进之处，本文在促进认知科学与传统文学研究的跨学科对话上开启了新的尝试。